今天在闲聊中，有人提出某某是用词笔写诗。于是，大家纷纷议论起诗和词的笔法到底有何不同之处。
其实，我以前东涂西抹的东西多是诗，填词也是近来的事，虽然，有点感觉两者之间笔法是有不同的，但也说不出个所以说来，要翻看专家论述，多是参照《人间词话》的说法：“诗境阔，词言长”。指诗在描写上多从阔处着眼、大处落笔，词在描写上较为细腻，转折较多。我想大致所本还是来自苏轼的“诗言史、词抒情”吧，但是词发展到后来，在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上其实和诗也毫无二致了。正在不得要领的时候，看到梦痕老师说了一段话，很受启迪，马上记下来，和大家分享：
唐人作诗，其实雅言很少，自唐玄宗之后，格律诗被朝廷正式认可，这时候用词造句才讲究端庄淑雅，这时候所谓的雅言，其实大多数是出自《尔雅》一经。自《尔雅》源出之字句，大多晦涩难懂，但却显出学问之高深莫测。若非文学达到一定境界，经历达到一定广度，很难理解作品真正的本意。那么《尔雅》是一部什么样的经书呢？首先要从名字上讲起，尔，近也，雅，正也。尔雅的意思，就是最接近正式的书面用语。结合历史的发展，大致可以理解为，最接近神灵的语言（意指诗来自于祭祀文化）。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诗的语言，就是要文雅，要讲究出处，所谓出处，就是前人用过的，你不能生造词语，实际上就是非口语。我们现代人作的格律诗，特别是七律，在唐玄宗以后的时代，实际是科举考试的题型，应该是严禁口语。他还举了老杜的绝句为例: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之所以用“两个”这样的口语，就是怕冲淡后面两句的中心思想。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所以，词属“艳科”，清代词人张惠言说，词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
但是到了以苏轼为主的元祐诗人，进行了“以诗为词”的改革，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与他同时的黄庭坚、晁补之、李之仪、贺铸等人，其词都有某种程度的诗化倾向，是他词体革新的同盟军。其后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以诗为词”得到了继续与承传。到了陆游所处的时代，“以诗为词”已成为词的主调了。
这样，诗和词的句法就殊途同归了。只是，词的句法与近体诗相比，我觉得还是有细微的区别:
一是词更加容易接受口语化，比如大家可以看看吴翔_随意徘徊老师这一派的词，基本就是用现代散文在写词，也朗朗上口的，试看他今天的新作《生查子.南湖》：
南湖是个湖，湖里好多水。湖边柳叶长，湖内荷花美。
荷上有青蛙，个个大长腿。荷下有金鱼，个个张着嘴。
但是假如以此法写律、绝，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二是苏轼是承接韩愈的“以文为诗”的衣钵，所以，他的“以诗为词”，实际上和“以文为词”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写法上用写散文式的笔法写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三，诗的语言浓缩性更高，从浓缩度看，应该是诗、词、曲、散文逐步递减，所以，好诗被唐人写了，好词被宋人写了，好曲被元人写了，好小说被明人写了，清朝就是大杂烩，我们就只能改白话文了，哈哈。
以上两点是我的推测，小子抛砖引玉，欢迎各路方家拍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