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如上文提到的，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三军制下鲁国各军的将、佐分别是如何设置的？首先再看一眼自襄公十一年（前562）起知道襄公十九年（前554）仲孙蔑（孟献子）去世之前鲁国的六卿格局：
如表，可见此格局在未来九年内都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没有发生任何一起卿大夫流亡或死去的事件，这也确实印证了“季、孟体制”的稳健性。那么这个阶段的三军分别由谁统帅呢？其实《传》文说得很清楚：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左传.襄公十一年）
也就是说“三桓”各征三军之一，或者说是这事最终的受益人同时也是授意人仲孙蔑、执行者季孙宿以及矛盾焦点所在但必须争取的叔孙豹三人基于卿序的尊卑分别成为三军之将：
当然这种安排其实还有一层更加长远的深意：
也即当九年后（前554）八月丙辰孟献子去世后，季孙、叔孙将由现在的位置分别登为中军、右军主将，而仲孙速（孟庄子）直接递补成为左军将。尽管低于季孙、叔孙，但确实避免了其他氏族染指三军主帅的可能性。就此“季、孟体制”正式升格为“三桓”体制。
那么下面棘手的问题来了，三军之佐分别是谁？这确实是《经》、《传》中有失记载的部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资料推知。
首先，鲁国既然始终有六卿，那么以六卿分别担任三军将、佐本身确实也是说得通的，假设采用这种布局：
也即由“三桓”之外的某代宗伯夏父、臧孙纥以及叔老（子叔齐子）分别担任三军之佐。那么这种大宗伯充任三军将、佐之一的布局有可以参考的先例吗？答案是肯定的，譬如我们之前反复引为例证的吴、鲁对齐国“艾陵之战”（前484）：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齐国书将中军，高无㔻将上军，宗楼将下军……（左传.哀公十一年）
可见齐国三军之主帅分别为世袭上卿的国、高以及担任大宗伯的宗楼（子阳），甚至连陈乞（僖子）、公孙夏和闾丘明都只能担任其佐。
除此之外，郑国在“北制之战”（前718）也一度采用类似于这种的军行：
……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左传.隐公五年）
以及十一年后的“繻葛之战”（前707）中：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左传.桓公五年）
可见，郑国在春秋初期以大宗伯为六卿之一的时期，世代“典司宗祏”的大宗伯原繁也曾屡次以一军之将的身份直接参战。
所以理论上讲，按照诸卿之间的排序，鲁国当时（前562）的大宗伯夏父某确实有理由被认为就是中军佐。当然事实也未必就如此，因为鲁国历史上一直就有大宗伯，譬如见诸《传》文的夏父弗忌和《国语》中的夏父展等，但这些出身夏父氏的宗伯们历史上却并没有出现在军行当中，也即没有参与军事活动的传统。
鲁国从“两军制”转为“三军制”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培养大宗伯所在家族的军事能力，而是为了维护“季、孟体制”乃至“桓族”的自身利益，所以单单军制的变革这一个因素仍然不足以成为宗伯拥有军行的契机。解开三军之佐的秘密，仍然要从这此变革根本的出发点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