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各类资料分析，辛塔什塔遗址的考古发现存在诸多不明确之处，其具体年代亦存在争议。
（一）辛塔什塔遗址的马车问题
1.辛塔什塔遗址的马车复原图存在争议
在辛塔什塔文化诸遗址中，除了马骨、马镳、辐轮的遗存外，亦有极少量车舆残迹的发现。然而，该遗址尚未发现辕、衡、轭等车具部件。王海城先生指出，从车辕的角度上来说，“发掘者对车进行复原时将辕复原为平直式，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学者早已指出其缪（Piggott 1983:96；王巍1998:385）。若辕为平直式，则辕距地面仅60厘米，实难找到如此矮的家畜系驾；若用马系驾，车舆势必后倾，人无法乘坐”。从系驾方法来看，安东尼认为最初是将从早期的牛车继承来的衡直接驾在马肩隆上的“颈腹吊带法”。虽然“这种方法用于驾牛很合适”，但是“论者多以为此种方法最大的弊病就是颈带压迫气管导致马呼吸不畅”，因此“古代的御手断不会如此忽视这种显而易见的弊端而不进行任何改进的，车轭在马车出现不久之后的发明就是一种补救措施”。比如，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双轮轻型马车通过增加车轭来驾驭马车的方式，其系驾方式为“轭—颈腹吊带法”（参见图10.1）。①
王海城先生所提供的信息至关重要。从车辕的视角来看，若平直式车辕并非用于连接马匹而是山羊，②则可得到合理解释。此外，横木与轭具作为驾驭马车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在辛塔什塔遗址与喀申遗址均未发现，这表明当地居民尚未掌握真正的驾车技术，换言之，尚未发明马车。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轭—颈腹吊带法”揭示了双轮轻型马车的局限性，即该系驾方式未能彻底解决压迫马匹气管的问题，仅实现了部分改善。这一线索也显示出埃及是双轮轻型马车的发源地。埃及最早驯化了可骑和可拉车的驴也是间接证据之一。
爱莱娜·库兹米娜说，包括辛塔什塔遗址在内的一系列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都仅仅是“通过带轮幅车轮的印痕推断出了战车的存在”，并且“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重现战车的类型”。因此，Gening（根宁）书中所示的形象“不过是个艺术性的复原，实则现场并未发现马镳。马镳与成堆的马共出的情况出现在阿拉库、努尔塔依以及科马洛沃的木椁墓中”。③
针对这种现象，库兹米娜将其解释为由于墓室太小放不下整辆战车，以至于埋葬者将车辆“肢解放入或只放置某些部件”。比如，“卡梅尼阿木巴尔的2/8坟丘以一个车轮和原本四个马镳中的一个来象征整驾战车”。在其它地区，伏尔加地区有乌特夫卡的6/4号坟丘所出的一个车轮和波塔波夫卡发现有随葬成堆马匹的情况，但是“更多的墓中只有马头、马蹄和马镳”。在顿河流域“仅有皮查耶沃坟丘出土过一个车轮”且“没有发现成对的殉马，其依据仅是‘以部分代整体’的原则而只随葬动物的头、蹄及马镳”。爱莱娜·库兹米娜认为这些象征性的葬式支持了“乌拉尔地区是战车及相关祭祀的发源地的中心”这一论点。④
爱莱娜·库兹米娜这段文字关乎今人如何正确看待辛塔什塔出土的上述遗存问题。她虽然指出了V.E.根宁所作的含有马车形状的10号墓葬草图和马车复原图是个艺术性复原，现场连马镳都没有。那么，含有马镳、辐轮、车舆的墓葬是否应该被视为马车呢？
图1.1是辛塔什塔“CM10号墓的平面、剖面图（根宁等，1992）”；图1.2是V.E.根宁等人所作的辛塔什塔CM10号墓的草图（根宁等，1992）。图1.3是“辛塔什塔CM30号墓墓室平、剖面图（根宁等，1992）”；图1.4是辛塔什塔“CM30号墓复原的马车（根宁等，1992）”。关于10号墓，林俊雄先生的叙述是：“在10号墓墓室南侧，有一个长而细的凹坑，深20～25厘米，底部为半圆形，可能是放置推车或马车轮子的地方（根宁等，1992:153）。构想的复原示意图上是一个带有盘轮的货车或马车”。关于图1.3～图1.5的30号墓葬，林俊雄先生的文字描述是：“30号墓中，马车全长270～300厘米，辕前端高140厘米，辕长150厘米，车体自身为120厘米×90厘米，从地面到车身底部高50～55厘米，车身前（包括扶手）的高度为90厘米，从地面到抓手高145厘米，轮子的直径为90厘米，整个车轴长170厘米，外侧的轮距为125厘米……然而，利陶尔和克鲁维尔对这种复原有‘许多疑虑和问题’。”⑤以上图片根据林俊雄先生的图片改绘。
可以看出，图1.1只有马而无马镳、马车的车舆及其配件。至于10号墓室南侧的凹坑，里面什么都没有，就这样推测里面以前有推车或马车轮子显然没有依据。因此，图1.2的辛塔什塔CM10号墓的复原图确实值得质疑。
同样，辛塔什塔CM30号墓的马车复原图确实如利陶尔和克鲁维尔所认为的那样存在“许多疑虑和问题”。首先，虽然该墓葬出土有马、马镳、车轮和车舆，但是没有出土完整的驾车部件（辕、横、轭），因此，其马车复原图仍是想象。诚然，一种可能是这些配件腐朽掉了，以至于没有遗存或痕迹留下。然而一个问题是，其他的墓葬为何也没有出土这些完整的驾车部件（辕、横、轭）呢？再者，该车复原后的车型也有问题，即王海城先生所指出来的复原车辕为平直式不可能用马系驾。此外，30号墓的轮子的直径为90厘米，也否定了10号墓室南侧的仅有20～25厘米深的凹坑不可能葬有车轮。总之，根宁的复原图不能作为出土马车的证据。
参考文献
①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余太山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33～34页。
② 山羊拉车图像参见图5.2。这是辛塔什塔遗址象征性葬仪的证据之一：象征死者的灵魂乘羊车飞升。因此，辛塔什塔遗址不见驾车部件、甚至只埋葬马头、马蹄或一只车轮的现象也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③木椁墓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5至前8世纪，最初分布于伏尔加河中游和南乌拉尔广大地区然后向西传播至第聂伯河和黑海—亚速海一带。参见王觉非主编：《欧洲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木椁墓文化的最初起源在南乌拉尔的辛塔什塔文化遗址一带，表明驾驶马所用的马镳起源于公元前15世纪，因此，辛塔什塔的马车只能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至于辛塔什塔遗址的车轮应该跟葬仪所牵扯的宗教崇拜有关，这一点参见下文。
④爱莱娜·库兹米娜著，［英］J.P.马劳瑞英译主编，邵会秋译，杨建华校：《印度—伊朗人的起源（全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122页。
⑤林俊雄著，李博含译：《车的起源及其向东方的传播》，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日期：2020-11-16，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3月15日，网址：https://www.nxkg.org.cn/index.php?a=show&catid=15&id=843，原载：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