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过去得很快，秋天来了。
胡同里的银杏开始掉叶子，金黄的，铺了一地。我踩在上面，沙沙响，声音脆脆的，像踩碎了什么东西。那盆绿萝已经长得很长了，从窗台上垂下来，快够到地板了。我给它换了盆，又剪了几枝插在水里，放在办公桌上。同事说你还挺会养花的。我说不是我会养，是它自己愿意活。
实习期过了之后，单位留了我。转正那天，主管找我谈话，说这几个月进步很大，以后可以多承担一些。我说好，我会努力的。出了办公室，站在走廊上，看着窗外的槐树，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一闪一闪的。
工作比实习的时候忙多了。以前是打杂，现在开始做项目。从最基础的数据整理开始，然后是写报告、做方案、跟客户对接。每一步都不容易。第一次写报告的时候，改了六遍，改到第三遍的时候差点哭出来。第五遍的时候想放弃。第六遍的时候，主管说行了。我拿着那份报告，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些字都在发光。
第一次跟客户对接，紧张得手心出汗。提前一天把要说的话背了好几遍，到现场还是卡壳了。客户问了几个问题，我答不上来，站在那里，脸发烫。回来后跟主管说对不起，主管说没事，下次就好了。我回去把客户问的问题一个一个查清楚，写在笔记本上。第二次去的时候，答上来了。客户点点头，说嗯，还行。我坐在那里，表面平静，心里在放烟花。
慢慢地，我从什么都不会，到能独立做项目。从跟在别人后面，到带着实习生干活。从开会不敢说话，到能站起来讲自己的方案。这个过程很慢，慢得像绿萝长叶子，一天一点点，看不出变化，但隔段时间回头看，已经长了一大截。
同事们说我变了。说刚来的时候说话声音很小，现在大了。说以前总低着头走路，现在抬起来了。我说是吗，我自己没觉得。但想想，好像是变了。不是突然变的，是慢慢变的。像北京的天，从春天到秋天，不知不觉就凉了。
每天空闲的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
尤其是晚上。
忙了一天，回到出租屋，洗完澡，躺在床上，拨过去。他接起来，说喂。我说喂。然后开始说今天的事。我讲客户怎么刁难我，讲方案怎么改的，讲同事中午带了好吃的。他讲导师又给他派了新课题，讲实验数据不对要重做，讲食堂新出了一个菜还不错。
都是琐碎的事。没什么大事。但听着就觉得踏实。像冬天里的热水袋，不烫，但抱着就不冷。
有时候我加班到很晚，回来说不动话，就开着语音，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他在那边忙碌着，笔在纸上沙沙的。我在这边躺着，看着天花板。偶尔他说一句，还没睡？我说没。他说早点睡。我说嗯。然后继续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睡着了。
有时候他压力大，打电话不说话。我就讲我的事，讲今天路上看到一只猫，讲包子铺大姐又换了新发型，讲窗台上的绿萝又长了一片叶子。他听着，偶尔嗯一声。讲着讲着，他说，你在就好了。我说，我在呢。他说，不是那种在。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知道。
那种时候，觉得北京很大，大得从东到西要两个小时。又觉得北京很小，小得装不下一个人。
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他在读博，我在工作。他在那个城市，我在北京。我们各自在走自己的路，走得不快，但没停。有时候回头看，已经走了很远。他发的论文，我做的项目，都是脚印。一个接一个，从过去踩到现在。
有一次，他发了篇论文，发链接给我看。我看不懂那些公式和图，但看到了他的名字，印在纸上，铅字。我看了很久，想起大一那个打乒乓球的男孩，想起他说“以后还能打球吗”，想起他说“奔着结婚去”。现在他的名字在学术期刊上，他的研究在推进，他的路在往前延伸。
我给他发消息：厉害。他回：还行。我说：真的厉害。他发了一个笑脸。
有一天，我加班到很晚，走出单位，胡同里很安静，路灯亮着，橘黄色的。我站在胡同口，等红灯。风从背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槐树叶子的味道。手机响了，是他发的消息：今天怎么样？我回：还行，刚下班。他回：早点回去，注意安全。我说好。
绿灯亮了，我过马路，往出租屋的方向走。北京的夜晚很亮，到处都是灯。路灯、车灯、楼里的灯，把天映得红红的。我走在路上，想他。不是那种揪心的想，是那种淡淡的、像影子一样跟着的想。走一步，跟一步。停下来，它也在那儿。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不多。大学一起打球的日子，他来找我的那个下午，在海边喂海鸥的那几天。加起来，可能还没有分开的时间长。但我们一直在往前走，在各自的轨道上。不是平行的，是那种——像两条路，有时候分开，有时候交汇，但方向是一样的。
北京的冬天来了。银杏的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手指。窗台上的绿萝还在长，叶子绿得发亮。我给它浇水的时候，想起刚来北京的时候，它蔫蔫的，快死了。现在活得很好。我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到现在能做很多事。从一个人都不认识，到现在有了朋友，有了同事，有了常去的包子铺。
那天晚上打电话，我说：“我觉得我长大了。”他在那边笑了：“你本来就不小。”我说：“不是那种大。是那种——能自己待着了。”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也是。”
我们都在长大。在各自的城市，各自的路上，各自的时间里。慢一点，但没停。远一点，但没散。这样就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