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奇人异事，浩如繁星。在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好比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王述，就是个奇葩的人。
据《资治通鉴》记载，“王述每受职，不为虚让”(每次授职，决不推辞谦让，甚至“其所辞必不受”(若需要辞让时，必定不接受，当仁不让”。)东晋延续了汉朝尤其是东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精粹，士大夫之间更是到了极致，你推我让，玩个不亦乐乎，而王述我行我素，如与他同属魏晋名门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格格不入，王義上最不喜欢的人当数王述莫属。据说两人长期尿不到个壶里致使王義之愤而称病辞官。还真是，王述自信程度几乎令人啼笑皆非。王述就要当尚书令了(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在当时实际行使宰相职能)，他的儿子王坦之劝他“故事当让”，是呀，儿子话没错，按常理应该谦让一下，譬如“我才学疏浅，恐难负圣上重托”之类，但王述一翻白眼，反问儿子“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儿子连忙说:“非也，但克(谦)让自美事耳”。不等儿子说完，就被王述打断“既谓堪之，何为复让！”
王述对于功高振主的权臣桓温，也是敬而远之。桓温想和王述结好，想为儿子向王坦之求婚娶他的女儿，桓温甘以晚辈折节示好，王述听说后大怒，怒斥儿子“你傻了吗，岂可害怕桓温的脸色而将女儿嫁给武夫！”无奈王坦之以别的理由推辞了桓湿的求婚。心知肚明的桓温直言不讳，“这不过是因为你父亲不肯罢了。”足智多谋的桓温，对于王述这个难剃的头也无计可施，于是王桓两家婚事告吹。
如果你认为这个王述是个为人不靠谱，行事粗鲁毛躁，不顾后果的二杆子，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以下两件事足让你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权臣桓温有奇才但亦有野心，握有兵权，掌握朝权，北伐屡建奇功，功高振主，朝廷内外大权尽归囊中，尤其是收复洛阳后更是志得意满，上表请求从建康(南京)迁都洛阳。当时的北方历经兵荒马乱，经济萧条，民心惶惶，哪能和富庶一方的江南相比。但是朝廷上下畏桓温如虎，“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峥臣孙绰上书力谏，语句慷慨，人家桓温见到朝廷转来的谏书，轻飘飘一句，这个孙绰笔力遒劲“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邪！(何不按他书中所云写书达志，还管什么国家大事)”把他调任廷尉卿兼著作郎，不再参议迁都议题。当朝廷忧惧，群臣束手之时，王述站出来，一针见血指出，桓温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朝廷罢了，尽管从之，他就不知怎么做了。朝廷下旨，“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有劳将军了)。”果然桓温知难而退，迁都一事，于是不了了之。
心有不甘的桓温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桓温又在打迁移洛阳钟虡(旧宫里的大钟及钟架)的主意，建议迁到建康。王述针锋相对，让朝廷回复，永嘉之乱朝廷暂定都江东，平定天下返还旧都是早晚的事，理应先改迁先帝园陵，(就有你来主持迁陵之事)而不应张罗钟虡ju之事”。迁几个皇帝的园陵，托费巨大，桓温又不傻，才不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于是钟虡之事也就搁浅不再题了。
王，谢两家都是东晋四大家族，“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家”可侧面为证。两家交往是必然的。东晋杰出的政治家谢安，就是听说淝水之战捷报传来，在客人面前淡定，回屋后“折屐齿”那个谢安，和王述风风火火的性格迥然不同，因而二人交际不多，他对王述的评价是:“清贞简贵，不减祖父”认为王述继承了家族的优秀品质，但同时指出其旷达淡泊的性格略逊于祖父，如与王羲之的恩怨和不知谦让的直率性格，导致同僚的反感，反映当时士人对王述的认知与评价，这和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格格不如，好比当今犯浑使性的“二杆子”。
但我认为王述直爽“不为谦让”的性格难能可贵，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既为堪之，何为复让”。在职场激烈如战场的当今，好的工作岗位，僧多粥少，争抢者如过江之鲫，如果犹豫不决之间，机遇就在徘徊不定中从你身边溜走，别人就会捷足先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哪容你谦让？当仁不让，才是最佳的态度，与哪些头脑发热，不计后果的“二杆子”风马牛不相及也。
当然谦逊谨慎的作风在必要时刻，必要场合也是必须发扬的。以王谢二家为例，王述的儿子王坦之与谢安两人情投意合，还结为儿女亲家，共同面对权臣桓温，临危不惧，不卑不亢，从容应对，发挥了极大作用，硬是耗死了桓温，让他野心装进了棺材埋入地下，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认为，当仁不让，谦让有礼，是两种可以互补，相得益彰的姐妹花，两花并蒂，交相辉映，争奇斗艳，在春风中翩翩起舞，仿佛在演绎着生命的旋律，生生不息，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和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