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帮知识青年，是被车身贴着红色标语的大卡车送来的，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戴着大红花，年龄看起来大概都是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些来自城里的年轻人活泼开朗，多才多艺，给我们那个封闭沉闷的村子一下子带来了轻松愉悦的气氛。
记得他们有五个人，三男两女，就住在我家对面村民的家里，那个院子里有两户人家，每家一间半正房，三间厦房，两家的主人住在正房里，男女知青各住三间厦房。他们来之前，村民们把他们要住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置办了床板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具，实际上那是非常简陋的。
自从来了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后，这个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不光村里一些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经常光顾，和他们一块谈天说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都有事没事地喜欢去他们那里转转。
这些知青，年纪不大，稚嫩青涩，总是那么无忧无虑，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农村的艰苦生活还没有感觉，这个院子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歌声不断，不时还有悠长响亮的笛声荡漾，明显和一般村民的院落里的氛围很不相同。
那个时代，好像生产队里组织的各种活动蛮多，当然也不乏有一些文艺活动，它们都带有那个特定年代独有的特点，但总归还是比较热闹的。文艺活动的主角非这些能歌善舞的知青莫属，两个女知青一个叫玲玲，每次活动，她都是当然的主持，另一个叫什么芹的，个子高挑，两个长得都很漂亮，唱歌尤其好听，村民都很喜欢她们。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男知青中有一个身体和脸都比较胖一点的，名字好像叫永庆，他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为人非常和善，总是满面笑容，他与许多村民关系处得很好。他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画画，尤其擅长画老虎。几乎很多家里的堂前的墙上，都贴着他赠送的画，画上的老虎四肢粗壮有力，全身布满黑黄相间的横纹，怒睁着圆鼓鼓的眼睛，张开的血盆大嘴两边的胡须向外炸起，嘴里露出了尖刀似的锋利的大牙齿，看着让人生畏，却也栩栩如生。
还有一个男知青，名字叫什么堂的，是个瘦高个，特别喜欢开玩笑，很幽默，相当的好玩，也比较调皮。到了夏季收麦子的农忙季节，他主要负责带领我们这些小孩子拾麦子，也就是大人们在田里前面收割、运输麦子，我们则跟在他们后面拣拾遗漏在麦茬地里的麦穗，希望能做到爱惜粮食，颗粒归仓的目的。
每天大人们在前面挥舞着镰刀，我们一大帮孩子则跟在他的后面，每个人的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笼，一边拾麦穗，一边和他耍闹，回家的时候，每个人的笼里装满了一把一把扎起来的麦子，每一把麦子的麦穗都集中在一起，像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一样，装在笼里非常地好看。回家以后，他负责把每个孩子拾的麦子进行称重并记录，然后队里会折合成相应的工分记在各家的户头上，也算我们这些小不点对家里的小小贡献。
这个知青的游泳技术非常好，那一年队里的一个妇女在大机井里洗衣服，不慎落水身亡，全靠这个知青一次一次地跳进井里搜索，并最终把她打捞出井，他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
当然这些知青，也有一段情绪低潮期。那时候生产队里的活计，大部分是又脏又累又重，比如给地里担粪，当时好像路也不好走，也不用车子，一天来来回回跑几十趟。每个人的肩膀被压得红肿，他们毕竟年轻，姑娘们也会哭鼻子，小伙们也会耍性子，偶尔甚至消极怠工，加上生产队长脾气暴躁，拿长期干农活的当地老乡的标准要求他们，觉得他们不好好干活，整天骂骂咧咧，说他们偷奸耍滑，确实有点伤人。
后来，也不记得这些知青在队里待了多长时间，逐步地他们陆陆续续地开始回城了。这个时候，那些会来事的、家里有门路的，很快地通过各种方式都回城了。记得当时唯有一个知青，因自身和队里有矛盾，加之平常破罐破摔，偷鸡摸狗，硬是被拖了四五年的样子，才把人家回城的问题给解决了。
据说，这些知青回城以后，她们和在村里关系要好的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互有来往，部分人因怀念当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还回村里来过，想追忆过往的生活，不过，时过境迁，人事已非，几乎很难找到当年他们在这里留下的生活痕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