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想起沧州的那片碱洼地。算起来，离开已有十五六个年头了。那里的风沙、冬日的麦田，还有老陈那辆吱呀作响的骡车，总在不经意间，混着渤海湾吹来的咸腥气，闯进我的梦里。
那是零六年的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到沧州乡下社会实践。来接站的是村里的老陈，五十来岁，黑红脸膛，裹一件军绿色棉大衣，话不多，见面只说了句“上车吧，道远”，便把我的行李拎上了骡车。车是那种老式的木头车轱辘，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颠簸着，发出有节奏的“嘎吱”声。
老陈是村里的“能人”，会点木匠活，也赶车。他家院子很大，墙角堆着玉米秸，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和蒜头。他老伴陈婶，是个利索人，见我冻得鼻子通红，赶紧舀了一瓢热水让我洗脸，又往我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烤红薯。那红薯瓤金黄金黄的，烫得我在两手间倒腾，咬一口，一股暖洋洋的甜意直通到心底。
我的任务不重，就是跟着老陈，帮他干点杂活。大多时候，是跟他一起去镇上拉货，或者给村里几户孤寡老人送些过冬的煤。沧州的冬天，旷野里一览无余。收割后的土地裸露着，麦苗刚露出一点怯生生的绿意，远远看去，像给无垠的黄土地蒙上了一层极淡的绿纱。路边是一丛丛耐盐碱的柽柳，枯黄的枝条在风里摇曳。风很大，从渤海那边直刮过来，干冷干冷的，带着盐碱地特有的那种涩味。
老陈赶车很稳，很少挥鞭子，只是偶尔从喉咙里发出一两声短促的指令，那骡子便听话地或走或停。他常在路上跟我闲聊，说这块地“碱气大”，只能种些耐活的棉花；说哪片林子以前是光秃秃的，后来才栽上的树。他的话像地上的土坷垃，实在，没什么修饰。
有一次，印象最深，是给村东头的五保户张奶奶送煤。那天下着小雪，粒雪被风卷着，打在脸上生疼。我们把煤块卸下车，搬进张奶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灶膛里的火半明半灭。张奶奶摸索着要给我们倒水，手抖得厉害。老陈二话不说，蹲下身就帮她生火，又检查了烟囱是否通畅。火苗“呼”地一下蹿起来，映红了老陈专注的脸和张奶奶浑浊却盈满感激的眼睛。临走，老陈又把我们车上自己家的一筐煤，留了一半给张奶奶。
回去的路上，雪更大了，四下白茫茫一片，只有骡车的“嘎吱”声和风声。老陈沉默了很久，忽然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人老了，难啊。”那一刻，这个平素里沉默寡言的汉子，脸上流露出一种深切的悲悯。我没接话，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也暖烘烘的。
社会实践结束那天，老陈依旧用那辆骡车送我去车站。陈婶给我装了一大包自家炒的花生和红薯干。老陈还是话不多，只是在我上车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往后，常回来看看。”
车开了，我回头望去。那片广阔的、带着盐碱印记的土地，以及老陈站在骡车旁那逐渐缩小的身影，在北方冬日惨白的阳光下，凝固成了一幅永恒的剪影。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吃过各种山珍海味，却总忘不了那个冬天，陈婶塞给我的那个烤红薯的滋味。我也渐渐明白，沧州留给我的，不只是渤海湾的风和碱洼地的苍茫，更是老陈那沉默的善良，是那雪天里一炉煤火带来的温暖。那温暖，粗糙，原始，却足以抵御人世间的许多风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