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安石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书信。当时的社会背景：北宋末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为了富国强兵，调和社会矛盾，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该项变法举措，在有些地方削弱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大豪绅的权益，引起了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司马光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
这封信，就是王安石批驳司马光等众多反对者的一篇公开檄文，一针见血指出他们提出所谓改革系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谤等言论的荒谬；揭露了所谓天下怨恨与诽谤很多的实质，就是既得利益者不顾国家与百姓利益，抱残守缺不肯放弃自身利益的真实写照。
本文可以划分成三大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写作者撰文的目的与原因；第二部分，写作者一一批驳保守派攻击改良派的一些错误的观点；第三部分，点明保守派之所以始终持上述观点的真实原因。
让我们一起看看，王安石是如何交代写此信的真实动机与原因的。王安石此时系皇帝身边的红人，并且此项改良举措是皇上极力推崇的，他完全可以对保守派不予理睬。王安石毕竟在官场上历练多年，身居高位，肩担重任，修为德操极深，对提出不同意见者仍然彬彬有礼。极尽谦恭之情，用语相当谨慎得体。譬如，“昨日蒙教”“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极力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言明两人之纯粹政论不同而已。写出虽然准备同司马光坦露自己的心扉，但考虑到终究不会被对方接受，只得阐明自己观点，希望能够得到司马先生的谅解。
第二部分，自“盖儒者所争”至“则固前知其如此也”。王安石接着阐述道，我们之间的争论，是读书人之间的探讨是非曲直。是非弄明白了天下的理自然一目了然。司马先生指责王安石等改良派的行为是侵占官吏职权、惹事生非、与民征利、固执拒谏等，因而招致天下怨恨与诽谤者众。
王安石是这样一一对此指责予以批驳的：大臣承受皇恩，在朝廷上修订国家法规制度，授权给各有司，不能叫“侵官”；实施先王的政策主张，用以达到兴利除弊，这难道能认为是“生事”；为国家聚敛财富，富民强兵，这难道是与民征利；批驳错误言论，排斥奸佞小人，这难道是“拒谏”。至于怨恨与非议者这么多，则在我们推行该举措之前已经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王安石看似轻描淡写，但句句点到要害之处，清楚明了让人一目了然，毫无辩驳之力。
第三部分，自“人习于苟且非一日”至“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王安石指出保守派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错误言论，就在于人性习惯于抱残守缺的缘故。上流社会上一些仕宦多不顾国事与世俗同流合污自媚于众人当作一种美德，皇上希望对此有所改变。王安石也不顾反对者的众寡，决定帮助皇上对上述不良现象进行抗衡，事先就预料到反对者会气势汹汹地予以攻击。
王安石用盘庚迁都之例子点出，皇上不能因为有反对声音就随意更改初衷的道理。当年盘庚迁都殷，虽然反对者众多，结果迁都后周朝实现了繁荣，周室得到了稳固，最终证明该举措高瞻远瞩，利国利民。如今实施的改革，虽然会暂时使部分人利益有所削减，但从长远上看，对朝廷稳固，社会和谐多利少害。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司马先生如果指责我在任（担任丞相）很久，未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恩泽天下黎民百姓，他有愧知有罪；若司马先生想劝他一切事情都不做，继续守着旧体制苟且偷安，他万万不敢那么做。
王安石明确指出，人的陋习在于因循守旧，当时社会体制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改良虽有阵痛但势在必行；必须打破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利益固化藩篱，方能富国强兵；“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表明王安石力主改革的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