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作者简介】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发起者。生于纽约，曾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34年起历任威斯康辛、哥伦比亚和布罗克林大学教授，曾在布兰迪斯大学担任心理学系主任。1967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马斯洛的其它主要著作有《动机和人格》（1954）、《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科学心理学》（1967）、《人性能达到的境界》（19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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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前一篇文章[13]中，我介绍了所有被认为是权威的人类动机理论中的各种命题。这些结论可概述如下：
1. 动机理论的基础之一必定是生物体的综合完整性。
2. 饥饿动力（或其它任何生理动力）不能作为明确的动机理论的中心点或中心模型。任何基于或定位于肉身的动力都是非典型的人类动机。
3. 该理论应强调并聚焦于最终的或基本的目标上，而不是局部的或表面的目标上。应聚焦于结果而不是达成结果的手段上。这就强调以无意识而不是有意识的动机为中心。
4. 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存在多条文化途径达到同一目标。因此，在动机理论中，有意识的、具体的和局部文化的愿望就不如更为基本的、无意识的目标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5. 任何有动机的行为，无论是准备实施的或者已经圆满完成的，都应被理解为许多基本需要能得以同时表达或满足的一种途径。一般来说，一个行动包含不止一个动机。
6. 事实上，一切生物体的状态都应理解为受动机支配的，或是起动机作用的。
7. 人类的需要是按照优势需要的等级自动排列的。也就是说，一个需要的出现往往是在另一更占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是一种需要无止境的动物。同时，需要或动力也不能被视作孤立的或离散的——每一动力都与其它动力的满足或不满足情况相联系。
8. 因为各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原因，罗列各种动力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而且，对动机作任何分类都必须解决动机的特殊性或一般性的等级问题。
9. 动机的分类必须以目标为基础，而不是以触发的动力或有动机的行为为基础。
10. 动机理论必须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
11. 必须考虑生物体作出反应时所处的情境或场景，但场景很少单独作为行为的唯一解释。而且场景本身必须根据生物体的情况来解释，因此，场景理论不能替代动机理论。
12. 不但要考虑生物体的综合性，而且要考虑出现孤立的、具体的、局部的或者部分反应的可能性。因此，今后有必要将这些作为另一命题。
13. 动机理论并不等同于行为理论。动机只是行为的某一类决定因素。尽管任何行为几乎都是有动机的，但行为同时也差不多总是由生物的、文化的和情境的因素所决定。
本文尝试阐明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它将同时符合以上各项理论要求，以及在临床、观察和实验中的已知事实。然而，该理论更多的是直接源于临床经验。我认为，该理论遵从James和Deway的功能主义传统，融合Wertheimer[19]、Goldstein[6]和完形心理学的整体论，还有Freud[4]和Adler[1]的动力论。这种融合或综合或许可称为“一般-动力”理论。
对动机理论的各方面进行认识和批评远比对其修补容易。这主要是因为该领域极其缺乏可靠的数据。我认为这种缺少主要是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动机理论。本文提出的理论值得推荐作为未来研究的一种程序或框架，而且必须被证明是不是好的理论。本理论与其说是基于既有事实或证据，不如说是基于将完成的研究，或者是文中提出的问题。
二、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通常被看作动机理论出发点的需要就是所谓的生理驱力。最新的两项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修正惯用的需要概念。首先是体内自动动态平衡概念的发展，其次，人们发现食欲（对食物的偏好）是体内实际需要或缺乏的一种相当有效的表现。
体内自动动态平衡是指身体能自发保持血流的恒定常态。Cannon罗列了维持该恒定常态的物质清单：（1）血液中的含水量；（2）含盐量；（3）含糖量；（4）蛋白质含量；（5）脂肪含量；（6）钙含量；（7）氧含量；（8）恒定的氢离子水平（酸基平衡）和（9）血液的恒定温度。很显然，这一清单还可以拓展，包括其他如矿物质、荷尔蒙、维生素等。
Young在最近的一篇文章[21]中总结了食欲与身体需要间联系的有关研究。如果某人体内缺乏某种化学物质，那么他就会对含有该成分的食物产生特别的食欲或偏爱。
因此，列出基本的生理需要清单似乎不可能也没用，因为它们几乎会达到一个人所希望的任意数目，这取决于其种类的特殊程度。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处于自动动态平衡状态。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动物的性需要、睡眠、躲避行为和母性行为都处于自我平衡状态。而且，清单中也不会包含各种感官意愿（味觉、嗅觉、挠痒、抚摸），它们可能是生理的，并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
我在前一篇文章[13]中曾指出，这些生理驱力或需要应被视作特殊现象而不是一般现象，因为它们是孤立的，而且是限定于肉体的。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与其它动机之间和整个生物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其二，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可能证明驱力的一个局部的、潜在的肉体基础。事实上这没有想象的那样普遍（疲劳、想睡、母性反应除外），但它在饥饿、性和口渴等经典实例中还是正确的。
必须重申的是，所有这些生理需要以及随之产生的最终行为也服务于其它需要。也就是说，一个认为自己饥饿的人可能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寻求慰藉或者依靠，而不是维生素或蛋白质。反过来，通过其它活动如喝水或吸烟也可能部分地满足饥饿需要。换句话说，尽管这些生理需要之间相互孤立，但并非毫不相关。
毫无疑问，在一切需要中，生理需要是最优先的。确切地说，当人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丧失一切东西后，这时他的主要动机最有可能是满足生理需要而非其它。当一个人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时，很可能他对食物的渴望比对其它任何事物都来得更为强烈。
如果所有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生物体就会被生理需要所支配，而其它所有需要可能变得完全不存在，或者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时，就可以简单地用“饥饿”二字来刻画整个生物体的特征，因为人的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控制。（生物体）全部能力都服务于满足食物需要，一切都为消除饥饿这个唯一目标服务。这时，感受器官和反应器官，智力、记忆、习惯，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消除饥饿的工具。那些无益于此目标的能力则潜伏着，或者处于次要地位。在极端的情形下，写诗的欲望，获得一辆汽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以及获得一双新鞋的欲望，都被遗忘或者成为次要需要。对一个因极度饥饿而濒临死亡的人来说，除了食物，他不会有别的兴趣。他做梦也梦见食物，记得的是食物，想着的也是食物，感情倾注于食物，感知的只有食物，并且他只想要食物。在这个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只有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存在，其唯一的目标是要从饥饿中解脱出来，而其他与吃、喝或性行为等的生理驱力相关的那些决定因素则完全不起作用。
人类机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当机体被某种需要所支配时，他对未来的整个看法也会改变。对长期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来说，他的理想世界（乌托邦）可能只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会认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有生之年有充足的食物保障，其它则别无所求。生活本身被看成是为了填饱肚子，其它任何事物都是次要的——自由、爱、集体感、尊重和哲学由于不能填饱肚子而被视为废物置之不理。可以说，这种人只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不可否认，以上情形确实存在，但不具有普遍性。确切说来，在正常运转的和平社会中，突发情况是罕见的。但这种真实性可能因为两个主要原因被遗忘：第一，老鼠只有生理动机，由于如此众多对动机的研究都是用老鼠来做的，研究者易于将对鼠类的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第二，研究者很少意识到文化本身是一种适应性工具，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使得生理突发事件更少发生。在大多已知的社会中，突发性长期极度饥饿是罕见的。无论如何，至少在美国确实是这样。当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时，实际上他感受到的不是饥饿而是食欲。他一生中难得有几次会体验到生死攸关的严重饥饿。
显然，使生物体处于长期极度的饥渴状态中，会将‘更高的’动机弄得含混不清，由此获得的对人类能力和本性的观点也是片面的。无论是谁，如果试图将突发情况当成典型情况，并按某人处在生理条件被剥夺的极端情形下的行为来测度他的目标和愿望，就必然会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当没有面包时，人就只为面包而活，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当面包充足而他的肚子也长期填饱时，他的愿望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其它（和‘更高级的’）需要立即显现，由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来支配生物体。当这些需要依次得到满足后，新的（和‘更高级的’）需要又显现出来，如此种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的人类需要被组织成按相对优势排列而成的层级。
我的意思是，“满意”变成动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缺乏”概念，因为它使得生物体从一个相对更为生理的需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从而显现出其它更为社会化的目标。当生理需要及其部分目标长期得到满足后，它们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决定因素或组织者了。它们这时只会以潜伏状态存在，即，当它们受到阻碍时会重新显现并支配生物体。但是，愿望得到满足后就不再是愿望，生物体只由未经满足的需要来支配其行为。如果饥饿得到了满足，那它在个人当前的活动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以上说法会受到另一个假设的制约，也就是说，当个人的某项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他以后就最能忍受该种需要被剥夺，而且，对于当前的满足，那些以前被剥夺过的人的反应会有别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剥夺的人。
安全的需要。如果生理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一系列新的需要就会产生，我们可以将其概略地归类为对安全的需要。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生理需要同样也存在，只是它们相对于这些需要处于更低的层次罢了。整个生物体也可能同样完全被这些欲望所支配。它们可能作为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集使用生物体的所有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生物体是一种谋求安全的工具。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感受器官、反应器官、智能和其它能力都主要是谋求安全的工具。此外，在饥饿的人身上，我们发现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目标不仅强烈影响他当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决定他未来的人生观。事实上，也有认为其它一切事物都没有安全重要的情况（甚至有时得到满足的生理需要现在也被低估），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如果他对安全的需要持续强烈的话，就可以说他只为安全而活着。
尽管在本文中我们起初只关注成人的需要，但通过观察婴儿和儿童可能对了解成人的安全需要更有效，因为在婴儿和儿童身上，这些需要表现得更简单更明显。威胁或危险之所以在婴儿身上表现得更清楚，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抑制自己的反应，但社会上的成人被教会要尽可能地抑制自己的反应。因此，即使成人感到安全受威胁时，我们也可能不会从其外表上看出来。当婴儿被打扰或突然跌倒，因巨响或闪光而受惊，或者其它不寻常的感官刺激，被粗暴对待，从母亲怀中跌落，或感到失去依靠时，他们就如同遭遇了危险一样做出完全的反应。[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在婴儿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对各种身体疾病更为直接的反应。有时候这些疾病似乎很直接而且本身具有危险性，使小孩感到不安全。例如，呕吐、疝气或其它剧烈疼痛似乎会使小孩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在疼痛时，可以想象小孩眼中的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明媚变为漆黑一片，可以说，变成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以前稳定的事物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此，一个因某种劣质食品而致病的小孩会在一两天产生恐惧、梦魇以及一种受保护的需要，而这些情形在他生病前从未出现过。
小孩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种表现，是他偏好某种不受干扰的常规的生活节奏，他似乎偏爱一个可预测的有序的世界。例如，父母表现出的不公正、不公平或者前后矛盾似乎会使小孩感到忧虑和不安全。不是因为不公正本身或伤痛使小孩产生这种看法，而是因为父母的表现让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或不可预知。年幼的小孩似乎更适于在一个至少具有刚性骨骼轮廓的系统中茁壮成长，这里有某种时间进度表，某种常规惯例，值得仰仗的事物，不仅是现在，还要持续到遥远的未来。也许可以更精确地表述：小孩需要一个有组织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无组织或者无结构的世界。
发挥父母的中心作用和建立正常的家庭，这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出现争吵、打架、父母分居、离婚或死亡可能会使小孩特别恐惧。同样，父母因暴怒而威胁要惩罚孩子，嘲弄或侮辱、严厉斥责，推搡孩子，虐待或施以体罚，往往会给孩子造成极度的恐惧和痛苦，我们认为孩子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会产生其它更多的后果。虽然有的小孩表现出恐惧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失去父母的爱，但在被彻底遗弃的孩子身上，他们依附于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可能更多的只是为安全而寻求保护，而不是希望得到爱。
一般的小孩在面对全新的、陌生的、奇怪的、不可控的环境时，也常常会产生受到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迷路或与父母短暂分离，见到陌生的面孔、情境或任务，面对奇怪的、陌生的或不可控的事物，疾病或死亡。尤其是在这些时候，小孩会狂热地依恋自己的父母，这是父母的保护者角色的一个有力证明（不用说他们作为食物和爱的给予者）。
我们可以从以上及类似的观察中总结，在我们社会中，一般小孩通常更喜欢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测和有组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依靠，不会发生意外的、难对付的或者其它危险的事情，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万能的父母会保护他远离伤害。
上述反应很容易就能从孩子身上观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社会上的孩子普遍缺乏安全感（或者说，他们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一个没有威胁，充满爱意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小孩一般不会有上述反应[17]，而这种小孩所感受的危险在大多情况下也是成人感到的危险。[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健康、正常而幸运的成年人来说，他的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满足。安定、平稳运行的良好社会通常会使它的成员感到很安全，不会有野兽、极度冷／热的温度、犯罪、攻击和谋杀的威胁，以及专制的迫害。因此，他们实际上不再有安全的需要，正如一个酒足饭饱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安全的人不再感到危险。如果我们要直接清楚地看到安全需要，就只有去找那些患神经病或者近似于神经病的人，找那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失败者。在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我们只有在以下现象中才能看到对安全需要的表达，例如，偏爱长期有保障的工作，渴望银行有存款，以及有各种保险（医疗、牙科、失业、残疾和老年保险）。
从其他更为广泛的方面来看，这种谋求安全和稳定的企图还表现在人们普遍喜欢熟悉的和已知的事，而不是陌生的和未知的事。人们有一种趋向，用某种宗教信仰或世界观将宇宙和人类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和谐一致而富有意义的整体，这种趋向也部分地受到安全需要的驱动。我们也可以大体上认为科学和哲学也是部分地受安全需要的驱动（当然也存在为科学、哲学或宗教而奋斗的其它动机）。
另外，安全的需要会被看作只是在紧急事件发生时，一种对生物体资源的积极主导的动员力量，紧急事件包括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潮、社会解体、神经衰弱、脑损伤及长期处于逆境等。
我们社会中的一些神经病患者在很多方面就像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尽管前者表现得有些不同。他们的反应往往是针对自己感知到的敌对的、无法抗拒的和胁迫的世界中那些未知的心理危险。这种人的行为就像有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在逼近，例如，他似乎总是在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在寻找保护者或可依靠的强者，如Fuehrer（领袖）的行为中，具体地表现了他对安全的需要。
我们可以说，神经病患者与那些对世界保持着童真的成年人只有微小差异。也就是说，一个神经病成人患者的行为显示他好像真的害怕被打屁股，怕他妈妈不同意，怕被父母遗弃，或者食物被夺走。这些表现就像他那对充满危险的世界作出害怕和恐惧反应的童真潜伏下来，没有被成长和学习过程所触及，现在随时会被那些使小孩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刺激所唤起。[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寻求安全的神经衰弱症中最常见的是强迫－强制型神经衰弱症。强迫－强制症患者疯狂似地设法使世界有序和稳定，这样就不会产生难对付的、意外的或者不熟悉的危险[14]。他们用各种仪式、章程和规则把自己包围起来，穷尽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这样就不会有新的意外发生。就像Goldstein描述的头部受损的病例[6]——他们设法保持平衡，避免一切陌生和奇怪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调整得如此整洁、规律和有序，使世上的一切都值得信赖。他们设法安排这个世界，试图使任何未预料到的事情（如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未预料到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过失导致的，他们就会陷入恐慌，就好像这个事件造成了极大的危险。我们所见的只是健康人身上从无到强的偏好，例如，在异常情况下，对熟悉的偏好会变成危及生死的大事。
爱的需要。如果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都很好地得到满足，那么对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出现，这样，以前描述过的整个循环过程就会围绕这个新的中心重复出现。这时，人会敏锐感受到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需要朋友、爱人、妻子或者儿女。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挚爱关系，也就是，在自己所处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会努力奋争以实现这一目标。他想获得这样的一席之地远甚于世上的其它一切事物，他甚至忘记自己过去在饥饿时，曾经对爱嗤之以鼻。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顺应不良和更严重的精神病理学案例来看，爱的需要受阻遏是最为常见的核心问题。人们往往带着矛盾心理看待爱情和感情问题，以及它们在性生活中的可能表现，而且习惯于对它们加以许多的约束和限制。事实上，所有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家都强调顺应不良的根本原因是爱的需要被阻遏。关于这种需要的许多临床研究使我们对其有了更多的了解，胜过对其它需要的了解（除生理需要外）[1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爱情并不等同于性欲。性欲可以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在一般情况下，性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除了性需要外还有其它需要，其中主要有爱情和感情的需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爱情的需要包括给予爱和接受爱两方面。[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尊重的需要。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有人（除少数病态者外）都需要或渴望对自己有一种坚定的、基础稳固的和（通常是）高度的评价，需要自尊、自重，以及赢得别人的尊重。所谓基础稳固的自尊，意思是指这种自尊是以真实的才能和成就以及别人的尊敬为基础的。这些需要可以再分为两类：首先是对实力、成就、胜任、面对世界的信心，以及要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其次，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对名誉和声望（定义为来自他人的尊敬和尊重），认可，注意，重视和赞赏的欲望。[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这些需要得到Alfred Adler及其追随者的重视，而Freud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们则相对忽视了这种需要。但是今天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普遍认识到这种需要的极端重要性。
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会使人产生自信、自我价值、实力、能力和富足，感觉自己对世界有用而且必不可少。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会产生自卑、软弱和无助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引起挫折感或者补偿性或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创伤神经衰弱症的研究[8]中，可以明显看出基本自信对人的必要性，并理解缺乏这种自信会使人们变得如何的无能为力。[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自我实现的需要。即使以上各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可能经常（即使不是总是）感到自己必须做真正适合自己的事，否则很快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定的情绪。要体验到终极的幸福，音乐家必须作曲，艺术家必须绘画，而诗人必须写诗。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他就必须要做什么。我们可以称这种需要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最早由Kurt
Goldstein提出。本文使用它的内容中更具体而范围更窄的含义。它是指对自我实现的渴望，也就是，人们趋向于展现自己的内在潜力。这种倾向可以表达为渴望越来越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愿望，尽可能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
这些需要采取的具体形式当然会因人而异。在这个人身上表现为渴望成为一名贤妻良母，另一人则渴望成为体育明星，而在第三个人身上则体现为绘画或创造发明。它不一定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但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是会采用这种形式的。
这种自我实现需要的清晰显现，依赖于生理的、安全的、爱的和自尊需要的满足。我们将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人称作基本满意的人，正是对于这些人，我们才能期望他们发挥最全面（也是最健全）的创造性。[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在我们社会中，达到基本满意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无论在实验或临床诊疗中，我们都不太了解自我实现。这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满足基本需要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些先决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基本需要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满足。例如言论自由，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调查和搜索信息的自由，在群体中保护自己，保持正义、公平、诚实以及秩序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得以满足的先决条件的例子。而阻遏这些自由则会被当作威胁或应急反应来对待。这些条件自身不是目的，但它们与基本需要如此密切相关，所以差不多就等同于目的，而基本需要显然是人们的唯一目的。人们要保护这些先决条件，因为没了这些条件，基本满足就完全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基本需要至少会受到严重威胁。
如果我们记得认知能力（知觉的、智力的、学习的）是一组调节工具，除了其它功能外还具有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功能，那么显而易见，对它们的任何危害，剥夺或阻碍了其自由利用，必定会间接地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这样的论述，部分地解决了有关好奇心的一般问题，同时也是对寻求知识、真理和智慧，以及不懈地探索宇宙秘密的说明。
因此，我们必须引入另一假设并谈及对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渴望（局部目标）因其或多或少地类似于基本需要而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类似的陈述也可用于各种不同的行为——如果某一行为直接有助于满足基本需要，那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如果这种贡献越是间接的或者微不足道的，那么从动态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就越不重要。对各种防御及应付机制也可采用类似的表述——有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保护或满足这些需要，而别的行为与这些需要的关系较弱。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存在更为基础或更不基础的防御机制，而危及前者的危险比后者更具威胁性（需要经常谨记这点，只是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相关）。
对熟悉和了解的渴望。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顺带提到了认知需要。获取知识并将宇宙系统化，被部分地认为是在世界上实现基本安全的技术，或者，对聪明人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同样，询问和表达的自由，被认为是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但是它们并不能成为诸如好奇、学习、哲学探讨、实验等动机角色问题的明确答案，它们最多也只是部分解答了这些问题。
由于我们对事实知之甚少，所以这个问题显得尤其困难。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好奇、探索、渴望事实、渴望了解等行为。为了探索个人的安全需要，这些工作甚至是在耗费极大成本的情况下做的，这在我们前面讨论的部分特征中是很重要的。另外，笔者必须承认，尽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假定求知欲是聪明人身上极为强烈的动力，但还没有关于愚钝的人的资料。因此，求知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较高智商的一个函数。颇具试验性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推动讨论和研究，我们应该假定有一个求知、了解现实、获得事实和满足好奇心的根本愿望，或者如Wertheimer所说：了解胜于一无所知。
但这种假定是不充分的。即使我们有了知识，一方面，我们被迫要更为详细和细致地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我们被迫更广泛地了解某一世界哲学、宗教等。如果获得的事实是孤立的或原子论的，我们必定会通过分析或组织将它们理论化。有人称这是寻求‘意义’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假定人们有一种希望了解、系统化、组织、分析和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
一旦这些欲望被接受作为讨论的议题，我们看到它们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的层级，其中求知的欲望要胜于了解的欲望。我们前面提到的优越性层级的所有特征似乎对此也成立。
我们必须提防轻易地将这些欲望与前面所说的基本欲望区分开来，比如，将‘认知的’和‘意欲的’需要两者截然分开。求知和了解的欲望本身都是欲求性质的，例如，两者都有一种努力的特征，但它们同时也是个性需要，与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基本需要’相同[19]。
三、基本需要的其它特征
基本需要层次的固定性程度。迄今为止，我们说过似乎基本需要的层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但它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固定不变。尽管我们研究过的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所列的顺序排列的，但也有许多例外的情形。
（1）例如，对于有些人来说，自尊似乎比爱更重要。这是需要层次中最为普遍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往往是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最容易招人爱慕的人多半是坚强有力的人，那种能够使人尊敬和畏惧的人，那种充满自信或富有进取心的人。因此，那些因缺少爱而追求爱的人会尽力地装出一副富有进取心和充满信心的样子。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相应行为表现，更多的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们寻求自我主张只是为了爱，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尊。
（2）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明显具有天赋的创造性，在他们身上，创造性冲动似乎比其它相反的决定因素更为重要。他们的创造性似乎并非是由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自我实现，即使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仍然具有创造性。
（3）在某些人身上，愿望可能永久地保持着僵化或降低的水平。也就是说，连次优的目标也可能完全丧失，甚至永远不再出现。因此，一些经历过极低生活水平的人，如长期失业者，可能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只要拥有充足的食物，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4）所谓的‘心理病态的人’，是永远失去爱的需要的另一个例子。最可靠的资料显示[9]，这种人在其生命的最初几个月被剥夺了爱，从此就彻底失去了给予和接受感情的愿望和能力（正如有的动物出生后未能得到吸奶或啄食的训练，以后就失去了这种条件反射的能力）。
（5）颠倒需要层次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某项需要得到长久的满足时，该需要的价值就会被低估。从来没有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易于低估饥饿的影响，认为食物并不重要。如果他们由某种更高层次的需要所支配，那这种需要似乎就是最为重要的。为了这种更高层次的需要，他们有可能，实际上确实也会认为自己缺乏更为基本的需要。我们可以预期，如果长期缺乏更为基本的需要，人们会倾向重新评估这两种需要，这样，更为优势的需要确实会变成有意识的优势需要，因为他会轻易放弃。因此，一个人宁愿放弃工作而不愿失去自尊，但忍受了六个月左右的饥饿后，即使以失去自尊为代价，他也愿意重新工作。
（6）对于需要层次明显的颠倒，另外一部分的解释是，我们所说的优势需要层次是以有意识感觉到的需要或欲望为依据，而不是以行为为依据的。只观察行为本身可能会给我们错误的印象。我们认为，当两种需要都缺乏时，人们会满足较基本的需要，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遵照自己的愿望行事。我们再次重申，除了需要和欲望外，人的行为还受其他许多因素决定。
（7）或许比上述例外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涉及理想、崇高社会标准、崇高价值观等其它类似需要。拥有崇高价值观的人能够成为烈士，他们为了某一具体的理想或价值观而放弃一切。参照一个可以称作‘通过早期的满足增强对挫折的忍耐力’的基本概念（或假设），我们至少能部分地理解这些人的行为。基本需要一直尤其是在其成长初期都得到满足的人，似乎会对目前或将来这些需要被阻碍产生了特别强的忍耐力，就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满足产生了坚强而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能轻易地经受住各种非议或反对，能顶住公众舆论逆流而上，能为坚持真理不惜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正是这样的人能够爱人并为人所爱，他与许多人都结下深厚友谊来抵御一切仇恨、反对或者迫害。
我陈述了基本需要的以上特征，但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所有对挫折忍受力的充分讨论中，其中某些情况纯属习惯。例如，那些习惯了长期饥饿的人有可能部分地具有忍受食物缺乏的能力，这会有两种倾向：一方面是习惯，另一方面是用过去的满足来支撑目前对挫折的忍受力，以后的研究中还要解决这两种倾向间的平衡问题。其间，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两者同时起作用，因为它们相互并不矛盾。似乎最重要的满意发生在生命最初的两年里。也就是说，早期得到安全保护而坚强的人，在未来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时，他仍能保持无虑和坚强的状态。
相对满足程度。迄今为止，我们在理论上的论述或许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五类需要似乎是逐级形成的，相互间是全同或皆异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过：“如果某种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产生另一种需要。”这种说法或许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即某种需要必须得到百分之一百的满足才会产生下一个需要。而事实上，对社会中的大多数普通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只有部分得到满足，同时也有部分得不到满足。对需要层次更为实际的说法可能是，按优势需要等级上升，满意程度逐渐递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妨随意给出比率数字。例如，一个平常人在生理需要方面可能满足了85%，安全需要方面满足了70%，爱的需要方面满足了50%，自尊的需要方面满足了40%，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只满足了10%。
对于优势需要得到满足后产生新的需要这一概念，应当指出的是，新需要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以缓慢的速度从无到有，逐渐产生的。例如，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可能根本不会产生需要B。但当需要A满足了25%时，需要B会产生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会产生90%......，如此等等。
需要的无意识特征。这些需要不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然而，总的说来，在普通人身上，通常是无意识胜于有意识。从这一点上来看，没有必要用大量证据来证明无意识动机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可以仅仅从推理就可以知道，无意识动机总体上要比有意识动机更为重要。我们所说的基本需要基本上都是无意识的，尽管它们可能在适当的技术条件下，在久经世故的人身上变得有意识。
各种需要在文化上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我们对基本需要作这种分类时，尝试考虑具体的欲望在不同的文化中所体现出的表面差异性背后的相对一致性。当然，在某一特定文化下，某人的有意识动机通常与处于另一社会中个人的有意识动机在内容上存在极大的差别。然而，人类学家的普遍经验认为，即使在不同社会中，人们仍然有着很多的共性，远比我们最初接触时所想象的要多。而且我们对他们了解越多，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共性就越多。因此，我们认识到那种最显著的差异只是表面的而非根本的，如发型、服装款式和对食物的品味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是为了部分地说明文化间表面差异背后的一致性。我们并不断言这种分类是终极的或普遍适用于各种文化的。我们只是认为这种分类比各种文化中表面的有意识的愿望相对更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而且这种分类法似乎更接近于人类的普遍特征。基本需要比表面的愿望或行为更能体现人类的共性。
行为的多种动机。必须理解这些需要并不是某种行为的唯一或个别的决定因素。从任何看上去由生理驱动的行为中，例如，饮食或者男女性爱等类似行为，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临床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换言之，很多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引起的。在动机决定因素的领域内，任何行为往往都是由几种或全部的基本需要共同决定的，而不是仅仅由其中的一种需要来决定。由一种需要决定行为的更多属于例外情况。吃饭可能部分是为了填饱肚子，部分是为改善与缓和其它方面的需要。人做爱并非单纯是为性发泄，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阳刚，或者是满足征服欲，感觉自己的强有力，或者是为赢得更为基础的感情。通过分析某人的单一行为（如果从理论上，而不是从实践上），有可能看出他对自己生理、安全、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需要的表达。这与那种朴素的特质心理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特质心理学中，用某种特质或动机来解释某种行为，例如，把攻击行为简单地归结为好斗的特质。
行为的多种决定因素。并非所有的行为都由基本需要所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说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除了动机外还有其它很多因素决定行为。[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例如，所谓的‘情境’决定因素就是一类重要的决定因素。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说，行为可能完全由情境所决定，甚至由具体的孤立的外部刺激决定，如在观念联合或条件反射中就是这样。对‘桌子’这一单词，我的头脑中立马会浮现桌子的记忆表象，这一反应当然与我的基本需要无任何关系。
其次，我们需要再次注意‘与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或‘动机水平’这一概念。有的行为动机强烈，有的行为动机微弱，而有的则根本不是由动机引起的（但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决定的）。
另外一个重要观点[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是表现行为与应对行为（功能性的努力，有目的地追求目标）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表现行为不是设法去做任何事，它只是个性的一种反映。一个愚笨的人做事也愚蠢，并不是他想这样做，或者有动机去这样做，而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用低音而不是高音或中音说话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健康小孩的任意活动，一个幸福的人即便独处时脸上也会露出笑容，一个健康人的轻快步伐，以及他挺立的姿态，这些都是关于表现性、非功能性的行为的例子。而且，一个人的所有行为方式通常都是表现性的，无论行为是不是由动机引起。
我们或许会问：所有的行为都是对性格结构的表现或反映吗？回答是否定的。机械的、习惯性的、自动的或者传统的行为可能是表现性的，也可能不是。大多的‘刺激－约束’行为同样也是如此。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行为的表现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两种类型不是相互排斥的，一般人的行为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
目标作为动机理论的中心原理。可以看到，对需要进行分类的基本原理既不是刺激，也不是有动机的行为，而是行为的功能、效果、目的或目标。各领域已经充分证明这是所有动机理论中最适合的要点。[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
以动物和人类为中心。该理论以人类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任何较低级的、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事实证明，在动物身上的很多发现只适用于动物，而不能应用于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说明我们应该以动物为出发点去研究人类动机。‘伪简单性’这一普通谬误的背后的逻辑或非逻辑已被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以及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充分地展示。正如在学习数学之前我们不必学习地质学或心理学或者生物学，我们也不必在研究动物后再去研究人类。
我们也可以否决陈旧的、天真的行为主义，它认为用动物的标准来判断人类是有必要的或至少更为‘科学’。这种信念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由于我们不能要求一只白猫回答它行为的目的，所以只能将整个目的和目标的概念从动机心理学中全部摈弃。Tolman[18]从前对动物的研究证实这种摈弃是不必要的。
动机与心理病理学理论。如前所述，我们对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内容，应根据它与基本需要联系的密切程度，来认识它的相对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对一冰激凌筒的渴望可能实际上是间接地表达渴望得到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冰激凌筒的渴望就成为极重要的动机了。然而，如果冰激凌只是为了让嘴凉快一下，或者是偶然的食欲反应，那这种欲望相对来说就无关紧要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一种外在表现。如果我们按其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表面的欲望，我们就会陷入完全的混乱状态而永远找不到解决之道，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在认真地对待征兆本身，而不是征兆背后的原因。
无关紧要的欲望被阻遏并不会产生任何心理病态结果，而至关重要的欲望受到阻遏则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因此，所有的心理病理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冲突或挫折不一定会产生心理病态，只有当它们危及到或阻遏了基本需要或与基本需要相关的部分需要时，才会产生心理病态[10]。
已满足的需要的作用。我们在前面多次指出，只有当更为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新的需要才会产生，因此，满足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作用或组织作用。
这样就意味着，例如，一个基本满意的人不再有自尊、爱和安全等的需要。说他们还有这些需要只是从几乎是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的，如同一个酒足饭饱的人还有饥饿感，而填满的杯子有空虚感一样。如果我们只对那些真正驱动我们的东西感兴趣，而不是那些已经、将要或者可能的驱动我们的东西，那么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动力。从实用性的目的出发，它并不存在，已经消失了。强调这一观点是因为在我所知的动机理论中，这一点要么被忽视了，要么有矛盾。[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完全健康、正常、幸运的人没有性、饥饿、安全、爱、声望、尊重的需要，除了在偶然的瞬间迅速地战胜威胁。如果我们换个说法，我们断言所有的人都有病理反射现象，例如Babinski现象，因为一旦他的神经系统受损，这些症状就会显现。
考虑到这种大胆的设想，即一个人的任何基本需要被阻遏，他简直就可以被看作病人。这就很类似于我们把一个缺少维生素或矿物质的人称作“病人”一样。谁又能说缺乏爱不如缺乏维生素重要呢？由于我们知道缺乏爱的致病结果，谁又能说我们在以不科学或不合理的方式调用价值问题方面比诊断并医治糙皮病或坏血病的医生更甚？如果允许我这样用的话，那么我应该只会说，一个健康的人主要是由他全面开发和实现其潜质和能力的需要所驱动的。如果一个人迫切而长期地具有任何其它基本需要，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如果他突然严重缺盐或缺钙，那他一定是生病了。[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如果这种陈述看上去不寻常或荒谬，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只是在我们修正考察人类的更深层动机的方式中所出现的许多类似悖论中的一个罢了。当我们询问某人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我们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
四、总结
（1）至少有5类目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基本需要。简单地说，就是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另外，我们还有实现或保持这些基本需要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的愿望所引发的动机，以及为某些智能更高的愿望所引发的动机。
（2）这些基本需要相互联系，按优越性的等级排列。这就是说，最占优势的目标将独占全部意识，并趋向于自行组织机体内各种能量的运用。次优的需要则被减弱至最低限度，甚至被遗忘或被否定。但是，当某一需要得到相当好的满足后，另一占优势的（‘更高的’）需要会显现，转而支配有意识的生活并作为行为组织的中心，因为得到满足的需要不再是活跃的动机因素。
因而人类是永远不知足的动物。一般情况下，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它们只是趋向于相互排斥。社会上一般人的各种欲望大多是部分地得到满足和部分地没得到满足。我们从经验中观察到层级原则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层级越高则未得到满足的百分比越高。有时也能看到与需要层次的一般顺序相反的现象。我们还看到有的人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永远失去高层次的需要。日常行为不仅具有一般的多重动机，而且还有动机之外的许多决定因素。
（3）如果人类的这些基本目标受到阻遏或可能受到阻遏，或者保护这些目标的防御物受到威胁，或者他们所依赖的基础条件受到威胁，我们就认为是心理上的威胁。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所有的心理病态的根源都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这种心理威胁。如果我们愿意，事实上可以把基本需要受到阻遏的人称作“病人”。
（4）正是这些基本的威胁引起了一般的紧急情况反应。
（5）受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涉及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包括：（a）任何权威的动机理论的价值问题；（b）食欲、欲望、需要及对机体“有益”的东西之间的关系；（c）基本需要及其在孩童早期被剥夺的病原学；（d）动机概念的重新定义，如驱动力、欲望、愿望、需要、目标；（e）我们的理论对快乐主义理论的蕴涵；（f）未完成的行动、成功和失败，以及抱负水平的种类；（g）联想、习惯及调节的作用；（h）与人际关系理论的联系；（i）对心理疗法的启示；（j）对社会理论的启示；（k）自私理论；（l）需要与文化类型间的关系；（m）需要层次论与Alport机能自主性之间的联系。要使得动机理论确定下来的话，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以及其它相对次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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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e dynamic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Character & Pers., 1942,10,3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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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ppetite. Psychol. Bull., 1941, 38, 129-164.
延伸阅读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GordonW. Allport (1937), The Functional Autonomy of Motiv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1): 141-156
[if !supportLists]2. [endif]BenjaminSchneider; Clayton P. Alderfer (1973), Three Studies of Measures of NeedSatisfaction in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8(4): 489-505
[if !supportLists]3. [endif]ClaytonP. Alderfer; Richard A. Guzzo (1979), Life Experiences and Adults' EnduringStrength of Desires in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3): 347-361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原文发表于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 370-396. 本文由熊立翻译，倪旭东校对。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随着小孩长大，掌握了完全的知识，更为熟悉和发展良好的动机后，这些‘危险’不再危险且可控。从整个人生来说，教育所要达到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用知识来压制外表的危险，例如，我了解打雷的相关知识后，我就不再怕它了。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一块测安全用的‘检验电池’，或许就像在小孩面前炸一个小鞭炮，展现一张胡子拉碴的脸；妈妈离开，把他放在高梯上，皮下注射，让老鼠向他爬过去等等。我当然不是真的推荐使用此类‘检测’，因为它们会使被测试的孩子受到很大伤害。但可以观察孩子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面临类似情形时的得分。但禁止将这类刺激加到小黑猩猩身上，这毫无道理。
3并不是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感到不安全。神经症的核心致病原因可能是，一个日常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在感情和尊重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具体请参见文献（12）和（16,第5章）。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我们不知道该特定欲望是否普遍。在今天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受奴役和支配的人是否必然不满意和反叛？”从众所周知的临床资料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知道真正自由的人（不是为了报酬放弃安全保障，而是基于充分的安全保障）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自由的。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的人是真的天生就是奴隶。下个十年发生的事一定能给出答案。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文献（5）。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可能在别的人看来，对声誉和尊敬的欲望要次于对尊重和信心的欲望。从对小孩的观察来看，确实是这样，但临床资料并不完全支持。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对尊重的延伸讨论，以及各种研究的报告请参见文献（11）.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明显的创意行为，如绘画，如同其它行为一样，有着多重决定因素，这可以从‘天生具备创意的’人身上看到，不管他是否满意，是否幸福或饥饿。同样，创意行为可能是补偿性的、改善的或纯经济的。我的印象是（还未证实），仅仅通过观察就可以将基本需要得到和未得到满足的人的艺术和精神产品区分出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以动态方法将外显的行为与它背后的动机或目的区分开来。
9我注意到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如弗洛伊德等，他们将术语‘被驱动的’和‘被决定的’两者混为一谈，但我认为这样不妥。为了澄清思想和精确实验，有必要将两者进行严格区分。
[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在下一篇文章中再作详细讨论。
[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推荐感兴趣的读者阅读Murray的著作《人格探索》（15），书中对此有极为精彩的讨论。
12 注意：要接受这一理论，有必要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根本的修正。
[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如果要这样使用‘生病的’一词，我们必须全面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的定义的明确含义是：（1）所谓的病人，是指基本需要未得到满足的人；（2）这种基本需要未得到满足只能是由个人以外的力量造成；那么（3）个人的病态最终可以追溯到社会的状态。‘好的’或健康的社会于是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满足某人的基本需要使其产生最高目标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