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存韩第二》试读之“韩非之死”（其六）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李斯究竟怎么做，才能让秦王政彻底转变对韩非的态度，将其从一个视若珍宝的相才，转变成一个足以威胁到秦国生死存亡的敌人呢？

其答案依旧在“攻人之策”这四个字上。

回顾《四国为一将以攻秦》讲述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姚贾所做的那些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执行秦国一以贯之的“攻人之策”，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以收买、离间、暗杀各国政要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掮客。

尽管我们不清楚，姚贾是如何挑起与韩非之间的辩论的，但结合《韩非子》后文中提到的观念来看，韩非对于秦国的“攻人之策”，以及执行该任务的姚贾应该都没有什么好感。

一方面，采用“攻人之策”这种不名誉的手段，固然可以立竿见影扰乱列国政局，使得秦国快速形成对列国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无异于是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危害显然更加不容忽视，因此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另一方面，以韩非的学说标准来进行判断，姚贾的运作手段并没有什么创制创新之处，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无法进行量化考核。如果仅仅是凭借着他的一张巧嘴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秦王就信以为真，让他就又是获得封地、又是命为上卿的，那就等于是在激励奸臣、鼓励奸术。

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当他们看到“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这样的后果，知道了“仓鼠哲学”和“极端实用主义”的好处时，自然会纷纷起而效仿。

由此造成的结果，轻则造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利益取向的失衡；重则会出现“劫主弑君”“篡权夺国”这样的悲剧，最终危害的必将是君主自身的安危，因此必须要尽早且坚决地加以制止。

这些论述大量出现在韩非《五蠹》《六反》《八奸》《奸劫弑臣》等篇章里，具体的内容等读到具体章节的时候再详细解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说难》一篇的作者，韩非显然知晓吕不韦轻改国策而不得善终的后果，更懂得君主有哪些逆鳞不可触碰。

因此，就算是对“攻人之策”有再多的不满，此时此地他也不会主动挑起这些话题——那么二人产生冲突唯一的可能，就是姚贾阴阳怪气故意挑衅了。

可即便如此，韩非的表述也极其克制，他在回怼对方的挑衅时，特意避开了敏感话题，将批判的重点局限于姚贾个人。

只是在具体辩论过程中，韩非采取了极具人身攻击性质的说辞。这种论辩方式虽说并不光彩，但在战国时期的学术环境下，“人身攻击”反而才是纵横家及谋臣论辩的常态。

正如前文《议存韩》一章中，李斯就曾指责韩非“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就是以“对人不对事”的方法来攻击对手。

而姚贾在反诘韩非之时，也同样指桑骂槐，说韩非是“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以虚愿望于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既然人人都在用，韩非没道理让自己吃这点暗亏。

采取这种手段的优势在于，就算是我暂时没有证据，也可以凭借“诛心之论”暂时压倒对方的气势。

倘若对方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情绪和辩论节奏就很容易被带偏，从而变得方寸大乱起来。因此从策略上讲，韩非的论辩方式并不算超纲。

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韩非天生就有口吃的毛病，文章虽然写得文辞飞扬、逻辑严谨，可一旦到了需要当面锣对面鼓，跟人唇枪舌剑、正面硬刚的场合，就难免会支应不住。

尤其是在秦国朝堂这样一个纯粹的“客场”上，面对一班朝臣的拱火，韩非哪怕是有“舌战群儒”的气势也终究难以发挥。

而李斯、姚贾等人恰恰可以抓住这一点，巧妙利用姚贾的独特身份，故意歪曲韩非的本意，将其对姚贾个人的反击，上升到离间秦国君臣、破坏“攻人”国策的高度，以图给他安插一个实锤的罪名，让他有理也说不清。

这就好比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朝堂上就开始流传“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么一句话。

王安石明知道这句话不是自己说的，可也挡不住有对手愿意替你总结，而且还能总结到让你无可辩驳的地步。遇到这种事情，你又该找谁说理去？

总之，在李斯、姚贾“诛心大法”外加“否定国策”罪名的双重攻势下，秦王政不免就会联想到自己所痛恨的吕不韦，随之将怒火转移到韩非的身上。而韩非又因口吃着实无法辩驳，最后不得不吃下哑巴亏也就是意想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了，秦王政在朝堂上因一时激愤作出了决断，但内心里毕竟还是尊崇韩非这个人的，也没有理由非要杀之而后快。

可对于李斯而言，既然火候已经烧到了，就必须要快刀斩乱麻。否则的话，一旦秦王回过味来，再制造这种机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这里的问题只在于，作为秦国的廷尉，一个实打实的实权人物，李斯有千百种方式可以置韩非于死地，可最后为什么选择了让他自己服毒自尽这种办法呢？

问题的答案依旧隐藏在庞涓和孙膑的故事里。

倘若李斯通过法律手段除掉了韩非，难免会被人指责为以势压人。韩非在秦国孤立无援，只能任你随意宰割，所有的法律条文也全都任你摘选，就算你有着充分的理据，可谁又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嫉妒而胡乱编排的罪名呢？

如果李斯用谋杀手段，那就更坐实了他的嫉妒之心。就算你能举出一万个证据，证明不是自己派出的刺客，不是自己下的毒手，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也就是说，只要韩非是死于他杀，无论其中的真相如何，李斯都逃不脱“第二个庞涓”的嫌疑，都会让他失去秦王的信任。因此，逼迫韩非服毒自尽，也就成了他唯一的选项。

但正如其在《议存韩》所采取的论证逻辑一样，就算在真实的历史中李斯是清白无辜的，但作为一个忌惮韩非才学的同门师弟，眼睁睁地看着韩非冤死在了云阳大牢中，这件事本身就会成为李斯永远无法抹除的污点，一个永远都无法逃脱的道德困境。天真淳朴的普罗大众只会本着“利高者疑”的心态，用憨厚的目光凝视着你的眼睛，直到让你感到头皮发麻。

而对于身处于历史现场的李斯来说，身前身后名并不是该考虑的问题，他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在除掉韩非之后，能继续得到秦王政的信任，能进一步飞黄腾达，这就已经足够了。

毕竟，在李斯的价值观里，不择手段获得的富贵，总好过贫贱带来的耻辱，这不丢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李斯与韩非的这场对决，实际上正是对其“仓鼠哲学”的一次成功验证。

李斯先是通过在荀子那里拿到的一张“文凭”作为敲门砖，成功地在秦国谋到了体面的工作，摆脱了“厕鼠”那种“不絜”又“惊恐”的底层生活。

随后又通过各种手段，费尽心机地爬到了廷尉这个接近“一把手”的位置，从而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

而反观此时的韩非，屈身在韩国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面对着一个胸无大志的君主，空有满腹才华却无人问津，空有一腔抱负却不得施展，最后也只能像流落汨罗江畔的屈原一样，陷入顾影自怜的境地，活成一个孤独愤懑的闲散之人。

尽管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学识，有着气贯长虹的文采，有着高洁傲岸的品性，有着气干云天的豪情，却终究要在秦国强大武力的压迫下，被迫卷入了一场必败的斗争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