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

骆昱帆

《聊斋志异》多状神鬼精怪之离奇以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读来惊骇之余心中又不免沉重。《黄英》一篇却恰恰相反。它未写尸血鬼之类恐怖故事，而写清淡高雅之菊，其境界恬淡悠远，浪漫如诗。然其文中所含之理，也值得沉吟思味一番。

首先可从文人视角来看。

马子才是文人的象征。他以丈夫气来要求自己，因此虽然生活困苦仍可安贫乐道。他有着自己的追求爱好，为购好菊“千里不惮”，可谓“菊痴”。他也是一位君子，尊重黄英，不因为她不是人类而变心。他心胸豁达，重情重义，接受妻子劝解转变观念，也为自己失手害死好友感到痛苦惭愧。

可与真正的仙家相比，他到底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士人”、“男子”。他不够超脱，骨子里带着世俗的迂气。他认为“君子故穷”，坚持以贫穷体现自己的清高，所以他很不赞同陶生卖菊赚钱的行为。另外，他“耻以妻富”，面对富有的黄英感到不自在。这是他受社会时代限制，被儒家教义和夫权妇纲束缚了头脑。因此他和千千万万个文人一样，并不是真正的“爱菊”。他们爱的是菊被修剪插条后的珍异，爱的是它被赋予的种种君子品格，最重要的是陶渊明“视富贵如浮云”的恬淡，至于菊真正作为生灵的可爱明朗，或许未被发掘。

这也可以大胆推测一二，文中未提及他的职业，只说他有几间陋屋、一房妻氏，但从满嘴道义的酸气看，大概也是读书人。年近三十，生活清贫，大抵是科举落了榜灰心隐居。明明正值壮年却只能偏安乡村，于是他只得用同样寄于“东篱南山”的陶渊明自我安慰，用菊花寄托情志了。他抵触卖菊，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天真。他批评陶生道：“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他固执地将爱好与俗世分离，以免菊花也染上世俗的铜臭味，想以此来维护仅剩爱好的高洁。从这里来讲，马子才坚信“工商为末而读书一流”，以与“重利轻义”的商人为伍为耻。他认为“市井”不仅侮辱了“黄花”，也侮辱了自己这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

但这便牵扯出一个问题：要如何维系爱好与生存的平衡？这也是马子才未看穿的问题本质所在。人的精力有限，在爱好寄托和为了生计劳碌之间一定要做出取舍。他把时间全放在爱好上，生活势必愈发贫苦。

对于这个问题，陶生其实给了他一个很不错的答案——“贩花为业”，即以爱好供养生活。往深了说，陶生是想要马子才真正地爱菊，爱其作为生灵本身之可爱。马子才曾与陶生论艺菊之法，陶生说：“种无不佳，培溉在人”。因此他收集了马子才丢弃的劣菊悉心照料，培植出最好的菊花。这是因为他对菊花怀有万物有灵的尊重与大爱，他不像马子才一样因为后天的斧凿修饰才爱菊，他只是喜欢单纯质朴的生命。这种爱不会与他的生活割裂，反而让他明白精神与物质之间是一种双向的支持。因此他不用儒家的条框去看待菊这一爱好，而是在自食其力中自得其乐，活的简单又幸福。

两位菊仙姓陶，黄英也曾说过自己业菊理财的原因是：“……但不少至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陶渊明也是典型的文人，一世清寒。马子才明明有机会改变，却走了文人清寒的老套。在这里，蒲松龄也借陶生之口告诉千千万万个“马子才”：“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固求贫也”。清代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可科举日益僵化，文字狱和重儒轻商之说压抑人们的自由。蒲松龄大胆地挑战世俗对于商业的偏见，宣扬付出劳动就值得赞美的思想。如陶生一样，何必一定要事事遵照纲常礼教？灵活变通而不人云亦云，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

关于文人，这篇文章或许还描绘了其最为理想的生活状态。马子才有一贤妻举案齐眉，有一幼女盈膝笑卧，有书可观古人故事，有花可寓情思抱负，而人伦之乐、文雅之乐皆备；陶生曾生二人皆好酒，性情相投，虽都因酒而死，然死后彼此亦有知己相伴。他们的身上有着嵇康阮籍的影子。蒲松龄也说：“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最终，陶生化菊“醉陶”，马子才与黄英看着女儿成长出嫁，白头偕老。文章结局平淡而温馨。

至于马子才与陶家姐弟关于菊花的矛盾，最后也逐渐解决。马子才慢慢接受了他们的看法，与妻子相处也不再坚持可笑的“清廉”了。现实本不就是别扭的吗？一地鸡毛，也是很有味道的生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