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投资原则
如果不停止下西洋，明朝会领先于大航海时代吗？
郑和在今天西方人写的历史中，依然被看作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者。他第一次航海（140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旅（1492 年），早了近一个世纪，而且郑和的任何一次航行，船队规模和舰船大小都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航行的总和。
郑和的船队有200艘以上，多达27000多名官兵；他的旗舰，也叫作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能容纳上千名军士。照这个记载折算成今天的尺寸，它大约长141米，宽57米，它的排水量至少在2000吨以上。
而哥伦布的舰队只有三条船，不足百人，即使是旗舰排水量估计也不足百吨。从各方面来讲，哥伦布的舰队与郑和的舰队都差出两个数量级。郑和一生航行的距离也比哥伦布要长。因此，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很敬重郑和。
不过与此同时，没有人明白中国明朝当时为何会不惜代价去做一件几乎没有结果的事情。当然，这也就让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剧作家都有事情可做了。但不管怎么讲，郑和七下西洋依然书写了古代中国航海史上最华丽的篇章。
中国自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而九十多年后，葡萄牙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后，却开启了东西方的贸易时代，也促使了欧洲的崛起。因此，很多人就在想，如果不停止下西洋，明朝会领先于大航海时代吗？答案是，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从经济的角度讲，郑和下西洋是亏本买卖，而欧洲的大航海是赚钱买卖。
当然会有人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买卖，是为了寻找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或是为了彰显国威的。其实郑和下西洋的很重要的目的还真是为了做买卖，而且做法和欧洲早期殖民者没有什么差别，并不是今天宣传的那样作为和平大使出航的。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郑和船队抵达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当地有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和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Sinhalese），前者担心同样信奉佛教的明朝会帮助僧伽罗人，就袭击了郑和船队中的一些士兵和商人。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误会，泰米尔国王惧怕郑和的大军，以6万两黄金来赔礼谢罪，郑和因为初下西洋，并不熟悉当地情况，就接受了对方的求和。但是到了1409年，郑和第三次来到锡兰，对当地已经熟悉了，便奉永乐皇帝之命，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佛教寺中布施，这对于泰米尔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佛教是他们的敌人信奉的宗教。
结果，当时控制着锡兰政权的泰米尔人和郑和的军队爆发了武装冲突。郑和的军队突袭了锡兰皇宫，将国王俘虏带走，软禁在明朝。明成祖朱棣也下令锡兰人重新选出自己的新国王，这就帮助僧伽罗人一举复国。就这样郑和在锡兰，建立了一个服从于大明王朝的傀儡藩属。这种做法和后来的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做法如出一辙。
郑和的船队不仅在锡兰建立了殖民据点，而且于140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将中国的海盗头子陈祖义消灭了。然后，郑和就扶持了在冲突中帮助他的，当地另一个华人领袖施进卿成为了旧港新的统治者，那里便成为了大明王朝在南洋群岛上的最重要藩属——旧港宣慰司。
就这样，郑和为明朝在南洋等地建立了完整的贸易体系。如果明朝在郑和之后依然将他一手打造的大航海体系维持下去，不是应该更早地成为海洋大国么？问题还真没有这么简单。
只要稍微读一读明朝的历史，就会发现永乐王朝一方面大力推动下西洋活动，但同时还在奉行非常严格的海禁政策。中国自宋、元开始到永乐之前，私人的海洋贸易其实非常发达，但是从此就被禁止了。这一下就造成了进口货物必须经由郑和的官方船队才能运抵中国，也就是说形成了官商垄断，而在过去私人船队是可以进出口货物的。
西方大航海的动力是获得胡椒和其他一些东方商品，郑和船队在东南亚地区主要进口的也是胡椒和当地特产，如苏木。这些货物在当地其实相当便宜，而运回中国，价格便可暴涨20倍之多。这样一来，照说作为官方垄断性企业的郑和航海应该获利颇丰才是，但事实上却让明朝变得快过不下去了。
相比民间贸易，郑和的船队所开展的贸易既没有效率，也没有灵活性。当然，作为一种补充手段，明朝依然允许藩属国朝贡。远近各个国家可以定期走海路抵达广州，通过官方以朝贡名义开展贸易，当然明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气度，每次朝贡贸易都是亏损，以至于后来要求各国少朝贡。
利益是支撑大航海时代的国家与航海家们舍命冒险的原始动力，无论是国家或者出资人，还是参加航海的全体成员，都有能够看得到的丰厚利润来分享。当时在欧洲的惯例是，航海家们除了向国王缴纳五分之一的税收外，收益全部分给船长和船员，随船商人、普通水手和士兵人人有份。
而郑和的船队与之截然不同，所有人都是为皇帝打工，但在实际收入上并无多少吸引力，他们只是领取俸禄。如果说郑和还有航海的伟大理想，下面的普通士兵可没有，他们都是从明朝在各地部队中抽调的，参加航海和他们的利益还有冲突。明朝采用卫所军户制度，军队所在的卫所收入依赖于士兵个人所分得的土地，当这些士兵常年出海后，土地耕作就成了问题。
当然，更多的财政漏洞还来自于下西洋贸易本身。虽然一开始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在明朝国内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随着这些货物大量涌入中国，价格也就不断下滑，而且很快那些商品在明朝国内的市场就趋于饱和。其结果是大量胡椒等货物囤积在明朝官方的仓库中，越积越多。
为了不让这些货物全部腐烂掉，朝廷开始强行摊派，用这些货物代替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官员的俸禄。虽然在短期内对财政亏空的朝廷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手段，但是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是难以持续的。
在永乐皇帝去世后，这样劳民伤财的下西洋活动就停止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主要是去麦加朝拜）。在整个下西洋行动中，上至皇帝自己、各级官僚，下至普通水手和小民，不但不能从中得利，反而变相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明朝不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仅不会成为海洋大国，反而会提早将明朝送上灭亡之路。
在官方主持的下西洋停止了之后，明朝人并没有完全停止海洋贸易。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不少人又开始偷偷下海做生意，有的干脆到南洋（东南亚）定居了。到了十六世纪初，广东地方官方索性半公开地抵制朝廷颁布的海禁政策，不仅允许朝贡的外国船队来华，还组织专门的走私船队做生意。朝廷曾经对此三令五申地要求禁止和严查，却总是抵不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诱惑，难以实施。
任何一个好生意最终都是要盈利的。因此，对于不能够盈利，或者长期不能盈利的企业是不会投资的。今天很多人喜欢讲情怀，甚至会拿出一些钱做慈善，满足我自己和一些人的情怀。但是做投资和做慈善是严格分开的。做投资一定要有回报，否则就无以为继。
具体到今天的一些行业，凡是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的行业是不会投资的，比如太阳能，几十年过去了，光伏太阳能发电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依然是亏损的，而且今后在较长时间里依然无法盈利。
当然有些人会说，别人拿了政府补贴从太阳能领域挣到钱了啊，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不想让投资具有太高的政策风险。很多人因此挣到了钱，但是我只挣我该挣的，而且是收益比较确定的钱。
类似地，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我是不投的。今天在每一个细分的半导体行业中，第一名可以获利，第二名可以不赔不赚，以后的全部亏损，因此除非有本事在十几家中找出第一名，否则投资一定亏损。不过在中国，情况则不同，投资半导体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就如同上个世纪70年代，投资美国汽车业会亏损，投资日本的挣了大钱。
第二，挣钱效率低的不投资。郑和的官方生意，即便能够挣钱，效率也远不如欧洲的航海，甚至不如中国的民间生意。如果要做海上贸易，钱该投给谁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参与者不能几方共赢的不投，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持久。郑和从海外带回的商品，即便以强制的方式让官员们买单，但不是共赢，因此无法持久。今天一些创新项目，看似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却损害更多人的利益，这种项目不能投。
稍微变通一下这些投资原则就是做事的原则了：没有好处的事情不做，效率不高的事情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做。
知识点二：中国仍有长期投资机会
巴菲特的投资原则，投资一家公司，就要保证它能够长期稳定增长。
长期，是指20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如果已经知道一家公司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早几个月，晚几个月买它的股票从长期来讲都关系不大，而且买它的股票时，多花20%的钱，少花20%的钱影响也不大。
事实上，巴菲特本人买股票常常是买在高位，但是他一持有就是20年甚至更长，因此前面那点差异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相反，如果一支股票，因为购买时多花了20%的溢价，或者晚买了半年，就变得无利可图，这种股票本身就不值得投资。这个道理该不难理解。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把这个道理贯彻下去的人并不多，即使是一些当过跨国公司的高管，做过投资的大咖，有时也想不清楚这个道理。
有位IT大咖，有一年到硅谷忽悠人和他回国创业，他讲了两点：第一，中国机会很多；第二，你们现在要是不和我回去创业，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他这里面的逻辑有问题。中国有机会的前提是能够有20年的持续发展，如果只是一年两年的发展，就谈不上是什么机会，甚至连投机的可能性都不大。好了，假定我们承认中国有机会，那么就等于承认了它还能发展很长时间，这时，早一天，晚一天回中国都没有差别。
从美国搬家回到中国不是一件靠冲动可以决定的事情，要谋定而后动。事实上，那些匆匆忙忙和这个IT大咖跑回中国的人，最后干得都不是很好，因为没有想清楚。而在接下来几年里，陆陆续续回去的人，有不少做得不错，因为思路理清楚了。
中国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分享一下10年前Z君的一段对话。Z君非常低调，在行业里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有智慧，而且判断力也不是那些在外面夸夸其谈的投资人可以比的。
他在美国拿到学位后，第一份工作找了一家小公司，很快这家公司就上市了。然后他换了第二家公司，很快这家也上市了，这家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高盛。在高盛这段经历让他的投资变得很专业。接下来在互联网时代他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亚马逊。在亚马逊工作了没有多长时间，他忽然看中了只有十几人的Google，然后就到了Google。
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赶不上一家公司上市，他一下子赶上三家，而且其中两家是超级明星公司，他的判断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公司他想去哪家就能去哪家，能力自然不差。
2007年的时候，Z君说，全世界只要投资两个地方就可以了——美国和中国，其它的都不用考虑。投资美国好理解，毕竟它有200多年高回报的历史可以追溯，投资中国的理由是什么呢？要知道当时很多人正在唱衰中国。
《异类》一书中不是说人类历史上有1/5的超级富豪是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诞生的么？中国现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转变，就相当于美国那个年代。中国的引擎一旦启动，惯性就能推着它往前走。
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在短期中有高有低，Z君在中国投资的成本也是高低不一，但是他投资中国这件事做得很坚定，10年下来，回报极为丰厚。Z君的看法在过去的十年里完全得到了证实，美国从南北战争之后，大约花了30年超过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接着又沿着惯性发展了近20年，这前后半个世纪，虽然美国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是整体发展是快速向上的。
中国从1990年开始算起，大约40年左右，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后如果政治稳定的话，还会沿着惯性往前冲一段时间。这中间，也一定会有磕磕碰碰，但是趋势是往上的。想清楚了这个道理，就不必担心明天机会是否会消失，因为它的发展是能够持久的。
很多人的悲剧在于，会把短期的困难看成危险，或者把昙花一现看成繁荣。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这要感谢一本从美国某电视片中抄袭出来的阴谋论的书。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既没有书中吹得那么神奇，更没有书中所说的隐秘的财产，事实上这个家族早已衰落了。
衰落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错过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原本在美国有不少投资，但是当美国爆发了内战，即南北战争，他们就从美国撤资了。内战结束后，他们依然没有看好美国，从此失去了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机会。
事实上，美国内战恰恰是要为工业化扫清障碍，而在随后的时间里，所有参与美国工业化的投资人，大部分都赚得盆满钵满。罗氏家族失去了这个机会，此消彼长，时间一长差距就拉开了。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坦率地讲，大家都要感谢大时代。这就如同马云讲的，“（腾讯的市值超过香港四大家族的资产）不是马化腾厉害，是时代厉害”。如果大家相信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其实就简单了，加入这个时代即可，这就如同搭了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样。
人工智能将是今后20年的趋势，这就如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摩尔定律是趋势一样。既然有20年的时间窗口，那么早一天，晚一天加入进去，其实关系都不大。
今天很多人显得很焦虑，生怕错过这一两年就失去了机会，其实那些看似转瞬即逝的机会不是真的机会，而只是一次投机。但是，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国今后的发展（当然不会有前几年那么快），不相信智能时代，可能就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错过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会。
总结：
首先，追求的机会应该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机会，然后得到长期复合的增长，而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投机机会，因为后者就算赶上了，也不过是一锤子买卖。
其次，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旦站到了浪潮之巅，就会顺着惯性往前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中间有磕磕碰碰，亦无妨大趋势。
最后，思维的方式比具体的知识更能决定人的命运。希望你也能成为像Z君这样能够理性思考的人。
知识点三：艺术品是否值得投资？
艺术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之前，先来看一个名词——梵高指数。
日本人对梵高的绘画情有独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梵高的绘画深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浮世绘是日本的一种版画形式，是反映江户时期的市俗生活的风俗画。它注重感官刺激，迎合市民们“活在当下”的生活哲学。
浮世绘打破了古典创作规则，采用了非严谨科学的透视关系，比如散点透视法、前缩透视法和重叠透视法。
这些版画最早是作为日本商品的包装纸传入欧洲的，但就是这些包装纸，在绘画非常繁荣的欧洲一登陆，就给寻求创新的画家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它对于当时的欧洲印象派绘画的冲击最大，这既包括了内容上的平民化，也包括让欧洲画家们耳目一新的艺术构图方式：在放弃了透视之后，一样可以表现远近关系，线条和无阴影的平涂一样可以带来立体效果和体积感，而鲜明的色彩更具装饰效果，非单一主体使画面能容纳更广泛的内容。
在浮世绘的影响下，后期印象派侧重描绘现实生活。在绘画技巧上，不再像古典派那样把阴影抹得看不出线条，反而强调平面涂色，不加阴影，保留线条，用色也非常大胆艳丽。后期印象派甚至放弃了西方绘画最值得骄傲的严谨的透视关系。
正是因为浮世绘对欧洲后期印象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对后期印象派的画家，比如梵高、塞尚等人的绘画非常喜爱。每当经济发展良好，大公司老板收入增加，他们就会有人想要去购买梵高等人的绘画。
由于日本资本的加入，使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后期印象派绘画的价格飞涨，也不断打破世界绘画拍卖纪录。比如日本商人Ryoei Saito在1990年花了7800万美元买下了雷诺阿的代表作《蒙马特高地加莱特磨坊的舞会》（ Le Bal au Moulin de la Galette），随后，他又花了825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嘉舍医生肖像》 （Portret van Dr. Gachet）。
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衰退，日本人的购买力大减，以梵高为代表的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价格也大减。几年前我在日本，看到画廊里一些雷诺阿、塞尚的画，价格只有200多万美元。因此，人们说梵高等人绘画的价格可以反映日本的经济情况，于是发明了“梵高指数”这个名词。
那些绘画尽管非常珍贵，但真的值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么？（在历史上，奥地利画家克林姆特的代表作《阿黛拉》在2006年以1.35亿美元的高价出售，而波洛克的“涂鸦”《1948年第5号》居然卖了1.4亿美元）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艺术珍品具有艺术性和稀缺性，因此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收藏它。然而，它又具有非必需性，遇到战乱，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从这个角度讲，它们的价值可能被夸大了。
由于艺术品的这两个特性，能否通过收藏艺术品获利，是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不过，过滤掉短期市场波动的噪音，艺术品投资获得回报在长期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而这背后也有它的规律。
先说说什么样的艺术品值钱。文物的价值取决于文物性、艺术性和稀缺性，艺术精品也是类似，它的价格取决于三个方面——艺术性、稀缺性以及前面提到的梵高指数。
首先来看看艺术性。很多人都讲，艺术性是很主观的事情，这个话确实有道理。大部分人会说，毕加索的绘画有什么好，在不喜欢它的人看来，那些绘画确实不值钱。那么艺术品中艺术的客观性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要反映时代的特性。
历史上不同时期比较有名的几幅油画包括：
尼德兰（即今天的荷兰）画家扬·凡·艾克的代表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这是最早的油画之一，因此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开创了油画。这幅画如果拿出去拍卖，价格可能高得难以估量，但是作为它的拥有者，伦敦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ery）将其视作镇馆之宝，是不会拍卖的。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画中，达·芬奇采用渐进的轮廓，代替之前绘画要勾画人物清晰的轮廓，使得画面非常有立体感。这也反映出油画技术在那个年代开始成熟。
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这可能达到了绘画本身的顶峰。
既然米开朗基罗已经把绘画画得特别好了，那么画得再逼真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后来的画家都要彰显个性。如果一种绘画的个性和那个时代相吻合，那么那一类的绘画喜欢的人就多，也就值钱。
在19世纪末期，由于光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人们对光线和颜色关系的认识比以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加上油画颜料可以放到牙膏管中，因此外出写生变得非常方便。这时，反映光与影的印象派开始兴起。如果在这个时期还要模仿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那么未必会有市场。
因此，绘画的艺术性在于，它的艺术家能够懂得时代，引领时代，任何时期模仿别人的风格，哪怕画得再好，也不值钱。
总结一下，
判断一幅绘画的价值
首先要看它的风格是否与当时的时代相契合。当然，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开创性的大师，以及艺术的跟随者。罗丹评价后一种人时说，“蹩脚的艺术家使用别人的眼睛观察世界”，讲得可谓入木三分。
一个二流的艺术家，一辈子的绘画加起来，可能都卖不出一幅一流绘画的价格。在历史上，只有一流艺术家的绘画才有升值的空间。很多人以为一幅画只要是古画就值钱，这完全是误解。在拍卖会上见到过19世纪70年代的大幅油画，加上画框还不到1000美元，今天订做一个那样的画框，恐怕还要七八百美元呢。还见过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绘画，拍卖的价格只有七八百美元。
因此那些现在想花点小钱买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的绘画，期望传给孙子时能值钱，这种想法是异想天开，50年后，那幅画的价钱恐怕连存放它的那一小块（房屋）占地的价钱都不到。很多古画不仅不值钱，甚至还被用来涂掉表面的油彩用作伪造当时名画的帆布。20世纪中期荷兰画家米格伦（Meegeren），就把18世纪的“古画”还原成画布，伪造大画家维米尔（Vermee）的绘画。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
第二个因素是稀缺性。很多画家创作了大量的绘画，虽然水平很高，但是由于数量太多，很难卖出天价来，比如鲁本斯的绘画。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一流画家，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们还能够画出多少画，因此一般价格涨不上去。
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收藏家把两个同样的花瓶买回来，砸掉一个，让另一个的价格增长数倍，因为这时候别的收藏家就没有指望再能找到第二个了。至于二流画家的绘画，本身数量太多，画更是多得数不清，尽管个别人通过炒作在短时间里将价格炒上去了，但是无法持久。
第三个因素实际上是宏观经济的因素，而梵高指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俄罗斯私有化开始之后，涌现出来大量的富豪，他们热衷于收藏自己国家一流画家的绘画，在很短的时间里，将那些画家的画炒高了大约10倍。
一位非常有天赋，风格独特的画家卡拉斯尼安斯基（Anatole Krasnyansky），最初他的绘画只要几千美元一幅，短短几年之后，已经涨到几万美元一幅了。当他的手坏了不能够再画画了，从此他的真迹变得一画难求了。
类似地，当10年前中国的富人开始投资艺术品时，一线画家的绘画价格涨了上百倍。当然，一些人讲这里面可能也有洗钱的因素。
从历史上看，艺术精品的回报是相当高的，从二战后算起，它是唯一回报高于股市的投资方式。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统计数据都觉得艺术品是好投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由于那些历史上的名画，以及像毕加索、夏加尔这样近代大画家的绘画占了交易额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贡献了绝大部分价格的增幅，一般作品的价格其实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回报和老百姓无关。
因此，除非你打算花几千万买一幅毕加索、夏加尔或者唐伯虎、仇英的画，否则投资不太可能有好的回报。这也就是我不建议大家投资艺术品的原因。
知识点四：为什么风险投资总是有泡沫？
“独角兽”是指那些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的小公司。引领一个时代的是那些市值在千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而反映出未来商业趋势的，则是那些独角兽公司。
（截止到2016年底）全世界的独角兽公司大约有189家，其中美国98家，中国45家，加起来占到了3/4。
能够让自己的公司成为独角兽公司，成为了每一个创业者的梦想，也成为了早期投资人的目标。但是，在历史上，一个初创公司即使成为了独角兽公司，它们很快死掉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它们成功上市并且在股市上表现良好的可能性。
从2007年开始，中国诸多靠烧钱维系的公司已经死掉好几拨了，包括大量的独角兽公司。如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回顾一下的话，死掉的几拨公司包括，大的视频网站、电子商务公司、团购公司、移动互联网公司、O2O公司、P2P金融公司。
这还不包括像可穿戴式设备、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等小趋势领域的公司。可以讲，很多投资人的钱是一遍遍地打水漂，事实上在中国风险投资的回报并不好。
经历了这些过程的人，很多都在说这些独角兽公司是在骗人，它们的业绩都是吹牛吹出来的，或是花钱买流量甚至是虚假的营业额造出来的。的确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但是投资人难道都那么傻，每过几年就集体被骗一次？这好像也说不通。当然，一些人可以从字面上对风险投资作出解释：既然取了这个名字，当然风险就会很高了，但这并没有客观地分析原因。
风险投资一浪接着一浪地失败，有这样三个系统的原因。
首先是没有人能够看得准未来。概括地讲，获得融资的公司，最终能上市的只有1%左右，在中国更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硅谷曾经达到过2%-3%，但仅此而已。
当然，不能上市并不意味着投资失败，在硅谷，大约有20%左右的公司最终可以被并购掉，也就是说投资人能或多或少拿回一些钱。不过总的来讲，硅谷有48%的风险投资基金在亏钱，在中国这个比例更高。
第二，很多时候，风险投资机构即使知道所投资的公司在作假，但是为了给它们的顾客，也就是那些将自己的钱交给它们管理的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就帮助那些初创公司造假。而这里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塞让诺斯（Theranos）公司。
塞让诺斯公司继续着老套，却无比吸引人的斯坦福学生退学创业的神话。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80后伊丽莎白·福尔摩斯（Elizabeth Holmes），当然，她和我们熟知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同名，却没有关系。
福尔摩斯小姐19岁就从斯坦福大学退学，然后将她自己研发的一滴血化验技术商业化。通常我们去验血都要抽一大管子，10-20毫升，但是福尔摩斯小姐讲，只要指尖被轻轻划破，取一滴血就可以了。这样不仅成本低，而且简便易行。
就这样，她成了耀眼的明星，闯入了风险投资人的视野，接下来媒体帮她谱写了一个完美的故事：一个像乔布斯那样穿着不起眼的高领衫的女性，胸怀大志，有着颠覆行业改变世界的情怀。同时，她也像乔布斯那样，喜欢大权独揽，既是CEO又是董事长。
福尔摩斯小姐虽然才19岁，但对硅谷游戏的规则了如指掌。她直接找来那些一心想改变世界的超级大牛人为她站台，这里面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网景公司创始人、硅谷著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等。她也很会利用媒体造势，很快就聚集了强大的人气，赢得众多粉丝，公司也顺利融资开张了。几年后，她在硅谷就家喻户晓了。
虽然在行业里，有些人根据常识对她的技术表示质疑，包括她的大学教授，但是福尔摩斯小姐在投资人那里会巧妙地回避任何技术性问题。她找的超级粉丝都是硅谷甚至美国的大牛人，不过如果仔细看，她董事会的成员都没有相应的技术背景。到了2015年，塞让诺斯公司的估值高达90亿美元，如日中天，大家都说福尔摩斯小姐是下一个乔布斯。
这时中国一句老话就开始应验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塞让诺斯公司这样牛，对最新科技一直感兴趣的Google自然会关注。但是，和其他投资人不同的是，Google风投认真做了功课，他们派人以病人的身份去该公司的合同验血站亲自验血，结果发现血样不是从指尖抽取一滴，而是从手臂上抽取，数量很大。
这时Google风投就断定这家公司并没有福尔摩斯小姐所宣称的技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华尔街日报》对此展开了调查，也和Google一样发现该公司根本没有他们自夸的验血技术。
福尔摩斯小姐既然能把泡泡吹得这么大，自然不是吃素的，得知此事后，她派了公司的律师包依斯（David Boies）去《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摆平。
这个包依斯可不是凡人，他曾经受聘于微软，在2000年微软世纪官司上叱咤风云。接下来他又受聘于民主党，试图在法庭上帮助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扳回总统选举结果。但是这一次，包依斯没能撼动《华尔街日报》，后者的重磅报道于2015年10月16日见报，题为《炙手可热的新创公司塞让诺斯一直在为其验血技术挣扎》（Hot Startup Theranos Has Struggled With Its Blood-Test Technology）。
故事到此也不算太奇葩，作假的人总是有的，福尔摩斯忽悠风险投资人，最终穿帮了，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但是接下来风险投资人，包括安德森等人的态度就耐人寻味了。他们并没有积极追究责任，讨个公道，反而纷纷表示对她仍信心十足。
福尔摩斯小姐当然也坚称她没有造假。由于风险投资机构的集体支持，一时间吃瓜的群众真不知道孰是孰非了。不过，美国监管部门并不是吃素的，他们在2016年初开始介入调查，很快宣布该公司两年内不得操作任何验血实验室。
尽管如此，福尔摩斯小姐也并未低头认输，不承认自己有过任何不良行为。公司董事会也没有任何迹象要她下课。
故事至此其实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个福尔摩斯不是那个大侦探福尔摩斯，她就是一个高明的骗子。她居然能够让一个谎言维持了12年，才被戳穿！在这12年里，如果说媒体和大众不了解内部消息，任由她信口雌黄，那么投资人和董事会总该知情吧，即便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但是不该12年什么都没看出来，难道他们真的这么笨吗？
答案肯定不是！投资人肯定早就嗅出异常，但是他们由于利益被绑定了，更愿意将错就错，让骗局演下去，等着新的投资人接盘解套。如果不是Google和《华尔街日报》半路杀出，塞让诺斯已经在准备让公司上市了，如果真能上市，福尔摩斯小姐和投资人会皆大欢喜，至于冲进股市买股票的普通民众，都将是倒霉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从逐利演变成欺诈，到后来，福尔摩斯小姐不过是投资人操纵的一个道具而已。
所幸，骗局最终难以持续，2016年10月塞让诺斯公司不得不宣布关闭验血实验室。
在风险投资领域，类似塞让诺斯公司的例子非常多。
风险投资系统性失败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任何一次技术浪潮都需要泡沫的帮助。
新的技术在出现之后，虽然有超越过去的革命性的地方，但是也有着非常多的不足。而在短期内弥补上这些不足，使得它能够在新的一轮竞争中胜出，就需要有大量的人员参与进来，一起解决问题，也需要有大量的资源投入进来试错。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创造出一个泡沫。从以半导体和计算机软件为主的早期风险投资，到后来的互联网，再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趋势，无不伴随着大量的泡沫。也就是说，制造泡沫是风险投资的常态，因此以后它们还会制造新的泡沫，大家可以见怪不怪。
不过，有泡沫就有泡沫破灭的一天，因此很多参与风险投资的人血本全无，也不奇怪。在美国，过去的15年里，每年只有300亿-500亿美元投入了风险投资，其中四成在硅谷。相比美国25万亿美元的股市，这点投资可以忽略不计。
事实上，美国一般家庭都不会参与风险投资，一般只有净资产在1000万美元之上的家庭和机构才会考虑将2%左右的投资金额放在风险投资上。而在中国，很多人过分热衷于参与风险投资，将自己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其中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