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父与子。
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组系列文章，这个系列的名称叫“父与子”，我想通过一些亲身感受来探讨一下，我们该如何做父亲，如何做孩子，如何建立一种真正让人感到幸福、感到充实，甚至是感到一种特殊的成功的那样一种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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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弗洛伊德认为，父亲和儿子之间，就像母亲和女儿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对立，当儿子还是一个幼儿、一个儿童的时候，他会对父亲有一种极度神话的认知。
男孩会认为自己的父亲无所不能，这个时候做父亲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渺小，你会发现还有一个人在那么心悦诚服的崇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是一个人，但是对那一个人来说，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但当这个孩子到十二三岁，可能现在已经提前十岁到十二岁的时候，孩子了解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和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会失望地发现，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是平庸的人，他就会经历一种偶像坍塌的体验。
每个做父亲的人都应该直面这种失望，当孩子一直在成长，而你自己基本上原地不动的时候，这样的状态可以说是一种宿命。这时很多父亲都会有一种破产感，孩子进入到叛逆期以后，孩子会习惯性的对你说NO，你所推崇的、你所看重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
其实孩子的这种叛逆并不完全针对父亲个人，而是针对整个世界。他想建立一种独立的人格，像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他只有通过这种颠覆甚至亵渎的方式，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小伙子，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比父亲有更多的见闻，有更多的知识更了解这个世界的人。
这个时候，孩子会逐渐地掌握、养成一套技巧，那就是看出你的漏洞，发现你的缺陷，找到你的可笑之处。在这种状态下，父子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张。事实上，我们回忆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文化弑父情结”，就是在文化上，他要把父亲杀掉，把他的价值体系全部颠覆掉。
今天的很多的父亲都面对着沉浸在自己二次元世界里的孩子们。以后，我们会专门花时间探讨二次元的问题。简单的说，二次元，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设置了一个成年人很难理解，很难进入的领域，因而就往往会表现某种无能、无语的状态。
其实这是年轻人为自己设立的一个精神保护地，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代人，年轻的一代跟他的父辈之间都会有冲突，我们没必要把这样一种冲突看成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它只不过是古老的弑父情结在今天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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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底牌》，说的是在亲密关系，比如说在父子关系之中，总有一个特别大的难题。但表面上出于对立的双方，各自仍然保留着对对方的关切，只不过是被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绑架，父亲必须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也会习惯性地对儿子说“不”，这种习惯会更加激化儿子说“不”的冲动。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冲突，我们常常会觉得是无解的，尤其是父亲，面对这样一种关系会非常的焦虑，也想到过用种种手段去缓解这种关系，但是好像是每一次的缓解，都好像在加深这样一种冲突。
我觉得，父亲往往忽略了儿子仍然在内心的一个角落保留着对父亲的尊敬，但是他在整体上，他对外在的行为和态度必须要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姿态，在这种反抗的姿态里，确立自己的所谓独立人格，我觉得在面对这种紧张的关系还是有解的。
解在哪里？就是要发现对方的底牌。双方本来是很亲近，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对立的双方，尽可能去掩饰对对方的关切、对对方的爱、对对方的认可，尽可能表现出相反的状态，这个时候双方都需要把自己内心的那张底牌亮出来。
我之所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全家出去郊游，我坐在后座上，儿子坐在副驾驶座上，他看见旁边的景色很漂亮，就习惯性的拿起相机想拍下眼前的风景，当他拿起手机的时候，锁屏的墙纸就亮了，我才猛然发现，锁屏的墙纸竟然是我几年前的一张照片。
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动和领悟，这个领悟概括成两个字就是“底牌”，彼此深切的关心着对方的两个人，如果亮出内心那张底牌的时候，所有的外在的对立在一瞬间突然消失。这个时刻，有个专门的说法叫“MOT”——moment of truth，真相乍现的瞬间，在这个瞬间我们突然明白了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是假相。
我在好多年前读过一篇散文，这篇散文是前苏联作家邦达列夫写的。他写的是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个场景，当时正是苏联的卫国战争时期。他的父亲到前线去打仗，他每次听他的母亲在读父亲的来信的时候，他由衷地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他的父亲又得到了一块勋章，又消灭了几个德国鬼子，父亲在战场上这种英勇行为。在他这个小孩子的头脑当中被放大、被神化，觉得自己的父亲非常的了不起。
有一天，邦达列夫和他的一群小伙伴在村子的一个空地上玩耍。那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父亲还没回来，突然他看见了一个人，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的父亲，尽管已经有几年没见。
但是当他认出是他的父亲的时候，他惊呆了，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显得非常苍老，穿的衣服皱巴巴的，尤其是裤子很短，裤脚高高的吊起来，显得很滑稽。他的父亲提着一个破旧的军用包，背上是一床已经很破旧的被子，手里头也没有拿枪，给人的整个感觉是极其落魄。
当他这样看着父亲的时候，发现他的小伙伴也非常诧异的看着这个人，有个小伙伴说：这是谁？他非常不好意思承认，但最终还是承认说，这是我爸爸。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小伙伴脸上都露出了非常诧异、略带嘲讽，甚至是鄙视的神情。
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因为他经常给她的小朋友讲述他父亲如何英勇、如何英姿飒爽、如何孔武有力，而眼前的这个人，现出的是一副滑稽相。这个时候空气好像都凝固了，他很想大吼一声：“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勇气喊出来，他的父亲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跟他淡淡打了一个招呼，就朝他们的家门走去。
我记得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也许多年以后，我也会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自己的孩子面前，也许我的孩子，尽管他很尴尬，但是他的心里头也想吼一句：“不是这样！”，这也许就可以称为“底牌”吧——当我们知道了这张底牌的时候，那场本来是愈演愈烈的对抗冲突的游戏，瞬间就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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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慨？是因为今天偶然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头有一篇文章，是我以前读过，印象很深，但后来因为找不到那本书，所以再也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这篇文章被全文引用下来，我想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经常提到的英国商业哲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很多人看来，查尔斯·汉迪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他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被女王授予过勋章，他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他眼里的父亲。
应该说查尔斯·汉迪是很爱他父亲的，但是在他的少年时代和所有的少年一样，他对父亲产生了失望。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的父亲一直呆在他的家乡，一直到72岁，退休，他最后的成就就是担任该地区的副主教，退休后两年就过世了。
有一天，汉迪在巴黎参加一场商业会议，突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他赶紧乘飞机赶回都柏林，等他赶到父亲病榻前的时候，父亲已经不省人事，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当地的习俗，葬礼就在第二天举行。
那是一个简单的葬礼。汉迪说他很爱他的父亲，但是对他失望，他曾经拒绝前往繁华的大城市的教区里任职，安贫乐道，一直守着那个落后的小地方，他的单调的生活，是一连串的聚会、周日礼拜、和社区的教友聚餐，闲话家常。
当时看到父亲这个样子，少年查尔斯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地方。很幸运的是，查尔斯得遂所愿，后来他到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再回到伦敦担任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每天参加各种各样的商务会议，给各个公司担任咨询顾问，收入丰厚。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套在市区的公寓，一个乡间的别墅，每天他忙得不可开交，日程表上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的，简单的说，他跨入了成功人士的行列。
当他推着父亲的灵车前往举行葬礼地方的时候，他心里头有一种安慰：我终于能够光宗耀祖，他说，父亲的葬礼应该是一个安静的葬礼，跟他父亲安静的一生很相配。但是，当他推着父亲的灵车往前走的时候，发现有好几辆警车在护送这辆灵车，当地的警察自发地清出一条道路来维护秩序，原因是来参加葬礼的人太多了。
在通往举行葬礼地点的那个路上，各种车辆排成了长龙，行人也非常多，所以警察赶来维护秩序。等他到了举行葬礼的小教堂，发现教堂的四周是人潮车潮，他非常奇怪，大家是怎么知道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的呢，他前天才去世，而讣告只是在当地的一家小报纸上登过一次。
唱诗班看起来也有点奇怪，这些穿着小男孩服装的唱诗班成员，都是一张张成人的面孔。他认出了这些人，他才知道这些人这些唱诗班的大男孩、大女孩，其实是从爱尔兰四面八方，甚至是从英格兰，放下他们手边的事务自动组织起来的，组成了一个唱诗班，他站在父亲的坟墓边，四周围绕着父亲施洗的人们，几百位从各地赶来，向这位沉默之人告别的民众。
“当我看到他们含泪告别之际，我不禁转头沉思，我心想，谁会含泪来参加我的葬礼？成功是什么？谁比较成功呢？我还是我的父亲？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存在的目的又是为什么？这些都不算什么新问题了。我念过哲学，我知道那些理论，但我从未行动实践理论，没有严肃的想过。”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你年轻的时候有钱有权有势的时候，多么的风光，有多少人来找你，而在于你的葬礼上有多少人，是不请自来的，而且是远道而来的——不是有一句话吗，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和多有名，参加你葬礼的人数还是要取决于当天的天气。
参加查尔斯·汉迪父亲葬礼的那些人，不仅天气不能够影响他们，路途遥远也不能影响他们，他们不请自来，远道而来，在这个时候，汉迪明白了，父亲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而他自己不是，至少不是像他以前认为的那样的成功。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一生也许就像一篇文章，有的文章一炮而红，但是过后没有人想得起来，没有人读完这篇文章多年以后还想起找来这篇文章读，还有些文章也许刚开始阅读率很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阅读的人越来越多，它的重要性在实践当中渐渐显现。
也许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被意识到。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的孩子在规划人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前提：我不要活得像父亲那样，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意识到你的价值，并发自内心尊敬你，也许一个父亲留给孩子的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他的葬礼。
很多的父亲，一辈子都想去教育孩子，甚至在临终的时候，也要留下遗言，告诉孩子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但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有效的、最重大的教育，也许恰恰是在他再也不能说话的时候，父亲的葬礼，是一种超越了言教的身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