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大学》中首次体现，其中指出的八目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在文中并未给出格物致知的具体含义，由此引发了后世儒家的诸凡争论，比较具有代表的是朱熹和王阳明的观点。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他在《四书集注》中提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把“格物致知”解释为穷究事物的道理从而获得知识，当获得万物之理到一定程度时就能悟到天理。这也是朱熹的“理一分殊”论，可能来源于《易经·系辞》中“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万物之理虽然会有分殊，但皆源自终极的天理。朱熹所说的事物可以是一花一草，也可以是古代先贤留下的各种著作，即通过这种认识论的方法来成为圣人。

王阳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阳明是他的号，原名王守仁，本名王云，字伯安。在《传习录》中有关于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谓格”，说的通俗一点“格”也就是格正、纠正的意思，《孟子》中也有对“格”同样运用的体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接着王阳明把“物”解释为事，“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可能有些人比较难理解物和事怎么是一回事呢？举个例子，椅子是一物，如果我们跟椅子没有建立联系那它就是寂然一物，但当我们生出一个意念要去坐时，那么坐椅子就是了一件事了。所以在王阳明的观点里，“格物”也就被解释成了在我们意念所发的万事中正自己的念头，在万事中笃定的为善去恶。对于“致知”王阳明扩散为其核心思想“致良知”，即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良知一词出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同样的王阳明也将这种从本体论出发的思想定义为成圣的方法。

虽然王阳明悟到了成圣之路，但他自身的成圣之路却走的异常辛酸。作为晚辈的王阳明也曾深信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并与友人一同格竹七日，却一无所获，从而引发了王阳明对于朱熹理论的思考，通过这种方式格物，世间万物要格到什么时候，就算格出了万物的道理，但那只是万物的道理，跟我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起来似乎朱熹与王阳明的理论千差万别，也因此引发了后人很大的争论，这其中的孰是孰非我们无法评判，王阳明格竹子的方法是对是错我们也无法判断。但从我们中国古老传承的《易经》中，也确实记载着圣人从天地万象中格出的人生法则，《易经.系辞传》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那么，王阳明错了吗？其实不然。王阳明格竹失败的并非他不够聪慧，他自小就是个天才；并非他毅力不够，他格竹七日最后一阵天旋地转的晕倒了；并非他取材错误，竹子也确有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像很多诗词歌颂的那样。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只是在于那时的王阳明还太年轻了。

是的，当时的王阳明还很年轻，也就20岁左右（具体年纪众说纷纭，此处不做深究），这个年纪的我们可能在大学里埋头做题，可能在网络世界里畅游，可能还在长椅上与恋人亲亲我我，总之，这个年纪的我们还很单纯，未经世事。同样的，王阳明从小在祖父母的呵护下，在状元父亲的教诲下长大，虽然他饱读经书，虽然那时的他已为人夫，但还是太年轻了，对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又经历过多少呢？自身没有太多的经历，又如何能从万物中反身悟到对自身有用的人生道理呢？于是他走上了与朱熹理论不同的道路。

对于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上的区别，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做了说明：

“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力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可能更加适用于类似伏羲、文王、孔子这样大智慧的人。他们通过观察天地万物，创立了像《易经》这样的经典之作，比如谦卦山在地下，山虽高大，但甘心处于地下，高大显示不出来，象征着君子德行很高，却能够自觉地不显扬，从而反省到我们自身要谦虚慎行。但是这样的人在世间还是比较稀有的，有多少人能通过观察外物而领悟到人生哲理，又能把这种哲理坚定的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朱熹的理论并没有错，只是受众群体太少，而对于我们常人如果整天什么事不做就通过观察万物，或者只是读死书来体悟人生，那又有多少人去实用践行生活，让世界更加的美好呢？

也正是由于王阳明看到了当时时代的弊端，大多数人通过读死书，靠背诵四书五经通向科举之路，这种现象限制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社会的发展，所以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并重且更加注重行的格物致知理论，这种理论是从我们自身个体出发，人人皆可去修的方法。良知人人皆有，《易经·系辞》中也指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我们每天都在用这种能力，只是我们常人往往忽视了它的妙用。而王阳明就是在教我们发现并运用这种能力，他的方法更加的简单切实，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至于能不能修成，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付出人一己十的勤奋。

任何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对错，可能只是每位哲人所看到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也不必为了先贤的思想对错而争个面红耳赤，鉴别一种思想的好坏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也就是良知，我们觉得它更好，那就坚定笃实的去践行就好了，又何须纠结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