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农民，完全被商业化裹挟。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首先要在品相上占优，同时要极尽可能高产早产，这就让农业科技围着利润最大化服务。就拿苹果来说，从选苗栽植到果园管理，从施肥治病到整形修剪，从疏花疏果到防霜防雹，果农不知道熬费了多少心血。城里人吃着又大又甜又红又光的苹果，大概率不知道它何至于此。
给果树不施肥，它就生长不健旺，给果树不喷药，它就被病虫侵害，给果树不造伤，它就徒长不结果。据说给果树进行环剥、压枝、扭条的技术发明，启迪于一个故事：有一位老汉种了一颗果树，长得非常茂盛但就是不结果子，一气之下照树干上砍了几斧头，来年它就开花结果了。
老师给孩子的鼓励呵护、教育惩戒，和种果树简直如出一辙。教育界有个“园丁奖”，是唯一由党委政府发文签章的奖项，比教育局还高一个级别。关于教师，我认为园丁一喻，最当其时。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真正懂得“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这句话，是在当上老师以后，更是在见识了果农对田园的精耕细作科学管理之后。如果家长对待孩子也像对待果树一样，是否也可以高标准量产呢？根据老师们长期观察的所得，受教育好的家庭出来的几个孩子都好，受教育差的家庭出来的几个孩子都差。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指责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师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背离教育本质的，甚至是虐人性反人类的。这位专家是不是《三体》小说里讲的火鸡里的“科学鸡”，怕是也逃脱不掉被终结的命运。我是老师，我不敢言说属于肉食者谋的话题。
我在年前回村，经常给乡亲们写春联。村里人过红白事情贴对联，一般都找村小的老师写。我结婚的对联，就是理事总管派跑事情的人去学校请一位老师写的。由于在婚事中比较忙碌，事情过完后我才看见，有一间偏房门上贴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有人就说诗句里有“死”有“泪”的，作婚联不太合适。我想大概因为我和妻子都是老师，书者便以此作比方，寄语爱情纯粹事业尽瘁的大情怀。
比喻，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字的精灵。因为比喻，才让语言成为夸国界跨物种都能通行的完美工具和全品艺术，它让交流更愉悦更达观。举两个例子：杨绛先生在同名小说改编电视剧《围城》的片头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把婚姻和所有不止婚姻的人生变数一语道破；张爱玲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比喻奠定了她独特的审美基调和艺术魅力。
文革时期我们村名为张海涛的老先生，是方圆数十里最有文化、字儿写得最好的地主分子。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他时不时在墙上写“抓革命促生产”一类的标语。 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是公差，是宿命。然而，文化毕竟是永远也浇不灭的火种，会星火相传的。
我的字写得还算工整，曾经在乡政府指定的公路沿线石墙上写下了无数条大标语。有的地方因省市县领导班子的调整和个别干部的被查，需要连夜涂盖重写。计划生育、先教活动、义务教育、农田水利、精准扶贫、扫黑除恶等鲜明的时代烙印，都由我留下又被反复刷新。但是我的学生，在手工活没落的今天，我始终找不到帮助他们写好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当了三十多年老师，无缘获得县级以上的“园丁奖”，并不感到遗憾。教师，就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而不是太阳底下最扛晒的农民，更不是以计件酬劳的流水线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