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现代有两种学问是以书名命名的,第一是红学，第二就是龙学。龙学者,《文心雕龙》学也。”这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对《文心雕龙》于学术界的重要性而作出的一句评价。

《原道》为全书“文之枢纽”部分之首，总起全篇，是全书的文章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刘勰世界观和文学观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易经》“取大衍之数五十，其一不用”之意，在易学文化体系中，“不用”和“用”乃本末之关系，这里所谓“不用”之本即是《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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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所处的齐永明时期，影响中国很长一段时期的儒家思想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并受到佛学和玄学的巨大冲击，而后两者当时的风头正盛。

但是，儒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正统思想，且考虑到其良好的统治工具属性，是不可能被抛弃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家并存，比肩而立，相互矛盾却又相互吸收，这一时期也是文学自觉的时期。

在刘勰早年，其对于功名是心怀向往的。如《梁书•刘勰传》中曾经提到，"天监初，起家奉朝请。

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

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还有很多类似记载都反映了刘勰早期对功名比较积极的态度。

又有《序志》篇中刘勰写道：“是以君子处事，树德建言”。意思是说人如同草木一般不会长存，只有名声会像金石一样代代流传，这种思想也流露出刘勰当时对于功名的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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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人的形体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但是功名却不一样，能够世世代代流传。

所以他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所追求，一定要人过留名。这些记载都体现了刘勰受到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儒家正统价值观的影响。

《原道》从开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到“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这里的“文”，指的是广义的文采，即一切事物的外部文采，例如:万物的形态、色泽以及声音等。

《文心雕龙》中，“文”是一个复杂的语义系统，大致有四个层面。

一是作为文类的一种才旨有韵的书面文章。

《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指包含“文”“笔”的文章。

三是指所有人工产生的、有审美价值的对象，《情采》篇云：“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四是指一切具有审美特质的外在形式，包括自然之“文”和人工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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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即天地万物的外部文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接着他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意思是作为天地核心的人类产生了,文章应运而生,这也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最后他再次强调:“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进一步说明自然界的那些无意识的事物都有文采，那么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理所应当有文章。

很明显，这里的“道”,与道家“道法自然”学说一脉相承，以万事万物的产生源于自然的观点为依托。

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到“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矣”，这部分主要讲的是人文的起源及发展、变化的过程。刘勰笔下的“人文”即人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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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指出《周易》是人类文章的开端，又说《河图》《洛书》的出现以及玉版上的金字内容等，是神明的指令（“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観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显然这里所说的人文略带神秘。

他笔下的这种神秘因素其本质依然是自然规律。

刘勰阐述了人类文章的发展变化过程，并将人文的集大成之作归结到孔子身上，认为孔子的文章可以激发世人的聪明才智，是人文的楷模。

文中“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说的是到了唐虞时代，文章的文釆才开始丰盛起来。

参照《论语•泰伯》中提到的，“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体现出孔子是推崇尧舜时期的礼仪的，而刘勰也很认同当时的文章。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指的是到了商朝周朝，文釆胜过前代的朴质，《雅》《颂》影响到的地方，英辞华彩显得更新颖。

这与《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中对于“文”与“质”的关系的看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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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段的"兴釆元圣，炳耀仁孝”，意思是光彩的大圣孔子，明显宣扬仁孝的伦理道德，显示岀了道既使伟大的圣人发扬了光彩，也使仁孝的意义得到继承。

正如《论语•学而》中所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

这里的孝不仅指对家人家庭的孝，更是一种对社会的孝，也体现了儒家哲学最终的价值取向是社会高于个人的，这亦是儒家哲学最突出的特点。

而《原道》提出的这种“道”，恰恰为仁孝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

刘勰之所以把文章追溯到终极之道，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实意图。

正如刘勰的时代，文学开始一种新的转向，这种转向的明显极端走上了对形式的过分追求。

《文心雕龙•序志》中称："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 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刘勰写作的意图，就是纠正这种过分追求语言繁缚而，辞章华美的形式主义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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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宗经》、《征圣》提出：圣人的文章“衔华佩实”，因此值得学习和模仿。

而《原道》中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与《宗经》、《征圣》篇互作解释，建立起极强的逻辑关系。

在《文心雕龙》第五十章《序志》中，作者总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这部《文心雕龙》的写作，是从自然之道出发，以圣人为师，根据经典，参考纬书，并且寻究《楚辞》以下的变化。

这样对于文章的主要关键，是可以搞透彻的。这样一来，道、圣、经、纬、骚有机串联，道出了“文之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