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听刀郎《花妖》“我是那年轮上流浪的眼泪，你仍然能闻到风中的胭脂味。……我是时间的树下，等了你很久……”歌声，轻轻一挑，我的心忽然痛起来，喉咙发紧，这种上天入地，辗转还回，总是错过的痴情心伤，不正就是自己么？这不就是我那七八年间，那魂灵的模样么？
那大约是十七八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光景。我爱上了自己的同学，爱成刻骨的心疼。
初中毕业后，我进了高中，与她写了封信，不久她来信告诉我，她因母亲在我们小镇上的邮电所工作，做了临时接线员。小镇上，那台转接电话机，我见过，乌黑沉重的老式总机。机器上满是蜂窝般的圆孔，塞绳像彩色的肠子蜷曲着。
我想象她拔线插孔，手指婉转，灵巧敏捷，她戴着硕大的耳机，压住了鬓边的碎发，对着面前支起的鹅颈话筒，轻轻“喂”出一声。那声音透过百里远的铜线传来，不是甜腻，是清冽，是初雪融化时，第一滴落在青石上的那种响动，干净得让人心惊。后来我读过许多诗，听过许多歌喉，再没有一种声音，能让我单单听见一个“喂”字，就仿佛被闪电劈中，半晌回不过神。
她有一对长得惊人的辫子，乌黑，油亮，沉甸甸地垂到腰际以下。辫梢用红色的毛线缠着，缠了一寸来长，像两笔朱红的句读。走路时，那对辫子便在她身后轻轻晃荡，左一下，右一下，划着看不见的弧，仿佛钟摆，慢悠悠地，就把人的心都晃空了。她爱读小说，常是《青春之歌》、《红岩》、《第二次握手》，书页翻得卷了边，泛了黄，有些地方还用蓝墨水细细地画了线。我问她画什么，她低头一笑，并不答，只将书卷起来，握在手里，那截露出的手腕，细白动人。
我与她家，隔着弯弯曲曲的百里路途。那时没有手机，幸好，村里那个由老庙改建的大队部，二楼有部电话，我一到假期，就多次上大队部楼上，摇通镇上的总机——而接线的，往往就是她。摇电话前，手心里全是汗，摇动号码时，齿轮啮合发出空洞的“咔啦”声。然后，她的声音就会穿过嘈杂的电流，像一尾银鱼，游进我的耳朵：“您好，请问要接哪里？”我像被掐住了喉咙，一个字也吐不出，只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咚咚，咚咚，撞击着单薄的胸膛。有时她听出是我，会轻轻“咦”一声，那声音里带着一点点笑，我便胡乱说个事，只为多听一会儿她的声音，与她声音里面藏着她呼吸的韵律。
光电话，仍然不能消解见她冲动，那念头，像雨后的春笋疯长。到了后来，我家终于有了一辆二八杠的永久自行车，县城亲戚转卖的，半旧，链条缺油，骑起来哗啦啦地响。从家里出发，穿过一个又一个炊烟笔直的村落，田埂，河道，去往她所在的地方。到了中午，太阳热辣，沙子辅的路面，偶尔汽车一过，扬起灰尘，落在头上，头发硬硬的。
那时年轻，力气总用不完，连续上坡的绕山路，一点儿不怯，脚下踏板踏得飞转，背上先有了汗，然后额头上一抹，汗水就流进眼睛，涩得生疼，背心湿透，紧紧贴在皮肉上。上了最后一个长坡，到山岰口，便是一个长坡，然然一段桥，过了桥，又有一个转弯的坡道，她家就在转弯坡道的右边的三十几米处。靠近路边是低矮的厨房，厨房西南角上一株两三人高的枣树，挨着枣树搭了个葡萄棚架。
到了她家那座白墙黑瓦的老屋前，心跳如奔马。敲门，出来的常是她家老人，扶着门框，眯眼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她啊，出去了，”老人说，“到XX乡，帮忙去了。”于是不敢多问，道了谢，掉转车头，又往那陌生的“XX乡”追去。
念头单纯得可怕——不是要说什么山盟海誓，也不是要什么花前月下。就只是看一眼。看她是不是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看那对长辫子是不是还好好地在身后，看她走路的姿势，看她偶然抬头时，眼睛里映着的天光。就一眼，心里那片疯长的、灼人的荒草，仿佛就能得到片刻的甘霖，暂时伏倒下去。
也有幸运的时候。真让我追到了，在一条蜿蜒如肠的溪边。她正蹲在一块青石上洗衣服，木盆里堆着素色的床单、衬衫。见我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田埂上，她也不惊讶，只是抬起头，眼睛弯了弯，像新月浸在水里。她说：“你来啦。”声音平平常常，仿佛我只是个放学路上偶然遇见的邻人。她把木盆端到溪水更急些的地方，我跟在后面。溪水清极，能看见底下每一颗卵石的纹路，有寸把长的小鱼，影子似的倏忽来去。水流急处，哗哗地响，撞在石上溅起细碎的白花；水流缓处，则静静地，将一整块蓝天和几缕游云，妥帖地盛在里面。
她把长辫子甩到肩后，用一根木簪草草挽起，俯身搓洗衣物。肥皂是那种最老式的，黄色，印着模糊的图案，在她手里揉出大团大团蓬松的泡沫。泡沫顺着水流漂走，在阳光下折射出转瞬即逝的虹彩。我蹲在溪边，捡起扁圆的石子打水漂。石子在水面上跳一下，两下，沉了。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说的什么？全忘了。只记得空气里有皂角的清苦气，有阳光蒸腾泥土的腥气，有她身上极淡的、像是晒过太阳的棉花那样的气味。她偶尔直起身，捶捶后腰，用手背将滑到额前的一缕湿发掠上去。那截露出的手臂，被溪水浸得有些发红，阳光一照，几乎透明，能看见底下青青的脉络。那一刻，世界静得只剩下水声，捶衣声，和她轻轻的呼吸。我那时不知“岁月静好”这个词，只觉得胸膛里被一种饱胀的、酸软的宁静填满了，满得要溢出来。若能一生如此，这长长的一生，也不过是溪水一个潺潺的回漩。
然而，更多的时候，是追不到。到了，人说，刚走。问去哪儿了？邻人摇摇头，或指一个大概的、笼统的方向：“往东边去了吧。”“好像说是去镇上了。”不敢深问，少年心思，在大人眼中如同窃案，是上不得台面的羞耻。于是只能推着那辆哗哗作响的自行车，在那陌生的、巴掌大的小镇街道上，来来回回地骑。街道是青石板铺的，被岁月磨得光滑，车轮轧过，发出单调的“咯嚓”声。一条街，从这头到那头，三百步。再折回来，还是三百步。眼睛扫过每一个相似的背影，看见一个梳长辫的背影，血就往头上涌；追上去，不是，心便直直地坠下去，空落落的。。店铺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唱着戏，卖冰棍的老太太在树荫下打盹，时间粘稠得像化不开的糖浆，把我困在原地。直到夕阳把整条街染成橘红色，把我孤单的影子拉得老长，才不得不承认，今天，又错过了。
那七八年间，县城西边十几个乡镇的邮电所，我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它们的方位和陈设。她代工，常在各处流转。我便骑着车，像朝圣的香客，逐一寻访。有的邮电所缩在巷子深处，门脸窄小，玻璃窗上贴着泛黄的“电报”“长途”红字；有的在乡政府气派的大院旁，门口停着一排绿色的二八单车。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纸张、油墨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柜台后是那一排沉默的总机，塞绳蜷曲着，像沉睡的蛇。墙上钉着一列列木格，塞满了未及分发的信件。我仿佛能看见她就坐在那高高的木头椅子上，耳机压着鬓发，微微侧着头，对着话筒轻声细语。那幅画面如此清晰，以至于我常常错觉，只要多站一会儿，她就会从后屋掀了帘子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看见我，讶异地挑一挑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