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2小时，总计990小时，第957日

阅读《东晋门阀政治》释王与马共天下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 307 ）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

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马理解到江东形势亟待强藩出镇，否则还可能出现第二个陈敏；南士则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这样，司马睿与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

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

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起兵后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当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来时，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到冀州就食，号为“乞活”。以上两种力量，即被司马腾掠卖的石勒之类和随司马腾东来的“乞活”，同样来自并州，但由于与司马腾的历史关系不同，政治态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为仇，“乞活”则始终支持司马越兄弟而与石勒对抗。

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南方之故。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东晋士族专兵，始作俑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说来，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说来，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专，则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断南来，补充着兵的队伍。士族依以统兵作战的武将，是久事疆埸的流民帅

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于主人户中，其用意在于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

流民帅南来附晋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无所依傍，一般说来，一是力图站稳脚跟，保全势力，二是志在立功，以求发展。

郗鉴过江不早，与王、马关系不深，但由于有此功劳，遂得跻身于江左门阀政治之中，而高平郗氏也得以在此后逐步上升为第一流侨姓士族。

苏峻为晋叛臣而得于晋天子辇下立像受祀，其故难明。或者，苏峻以流民帅入援，驰骋建康城下，自南塘大破钱凤兵，奠立了灭王敦胜利基础，晋人念其功而遗其过欤？

从郗鉴尔后的行事看来，他的政治态度首先是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郗鉴由合肥入朝时，王敦截留之于姑孰，与论中朝人物乐广、满奋。郗鉴力言中朝愍怀太子之废、赵王伦篡立之时，乐广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柔而有正；而满奋则是失节之士，不可与乐广同日而语。这就无异向王敦表明，自己不愿党同于王敦。其次，郗鉴也没有党同于戴渊之辈以与琅邪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于士族诸门户之间，以求政局之稳定。后来他固辞卫将军军号，反映了他不愿凌驾诸士族的谦退立场。郗鉴既不苟同于一方，就免不了在当轴诸士族之间时而与此、时而与彼发生矛盾。

然而王导终于得以排除困难，掌握政权，使王氏家族地位历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导自己“善处兴废”以外，主要是由于郗鉴屯驻京口，以军事实力支持王导。郗鉴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镇之后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东晋政局维持了表面的平静，没有再出现类似王敦、苏峻之乱那样的内战，东晋元气得以缓慢复苏，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京口建康航道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迂远。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暴动；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暴动，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