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这里所谓的比例调配，并非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如果两种理论给人们的是相同的指引，只是名字不同，那它们不值得被称为两种理论。由上至下，强调由内而外的体悟-实践过程，困难在于“出发点”无法确证。无论是态度端正，还是保有一些读书体悟，或是“存念”上进之心，都缺乏具体内容而让人难以摸索。这也是谈及“心学”多数人感觉有些神秘甚至有些头疼的原因。大家都模糊感觉有个“心”的领域，代表立意、态度、感悟等等，实际上，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心”，恰恰是因为缺乏具体内容的描述，而感觉无力。正如王阳明格竹子可能不得其法，一般人“修心”或许也难谈门路清晰。
反过来讲，知行合一以行来引导知，那么“主意”和“功夫”之间，也借鉴一种目的导向的模式是否可以呢？就是“主意”是“功夫”的目的。我们做事读书都要有特定的目的，孝顺父母可以发自内心，但最好还是要考虑父母的感受，教育孩子要真心为他们好，但不恰当的发脾气或是溺爱都不利于目的的达成，这样的模式是否合适呢？可能也不合适，因为虽然这个目的可以很具体，有内容，但是也容易有具体的偏差。在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值得作为人生目的的并非只有一类事，有些目的甚至可以完全相反。即使在王阳明时期，“圣贤”和“霸道”也都可以是长期目的，而且根据前文内容，不少当时儒者把“霸道”误认为“圣贤天理”在讲述，可知涉及具体的目的和内容，就容易有偏差或是多样化的风险。
3 那如果把这两者融会贯通，强调“出发点”与“目的”的一致性，是否就能同时避免内容不明确和方向不统一的问题呢？这看似避免了两方的缺点。而似乎现实之中，许多人在遇到类似具有多种结构可能性的理论时也是这么做辩解的。此处被诘难，则调到彼处，彼处被诘难，则跳到此处。对于已得真意的人来说这算言语不能动其心，而对于未得真意的人来说，就看似是叫不醒装睡的人，而已得与未得，自己可能不清楚，旁人可能也不清楚。
双重的限制，则提供了双重的保障，但也成就了双重的排他性。就像两个圆的重叠之处，总比两者一起形成的模糊空间要小。将理论原点视作行动目的，我们前面已提到缺陷，就是原点作为“虚值”带来的迷茫和真实存在的原点造成的荒谬。这里举一个电影的例子，《普罗米修斯》中，人们热衷于寻找生命的真谛，求一个“惟一意”，目的上来讲，要长寿永生，而从本原来讲，就应当寻求创造人类的存在。但电影中的结果，创造者并不愿意满足人们的需求，反而热衷于摧毁和消灭。再如生活中，人们自我激励喜欢讲“不忘初心”，是希望从本原中找到目的，但有多少人的“初心”就是单纯地开个小卖部，或是“长大不受父母约束”呢？真正那种寻找自我内心真诚最后成就人生顺利，虽然结果很美好，但也只能在美好的结果中寻找了。
成功了代表做得对，和做得对于是成功之间，总要有个取舍。
总结为，心性与知行，“主意”与“功夫”，看似是体用的关系。实际上存在心性作为“出发点”与作为“目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式。而期望将“出发点”与“目的”结合的说法，又进一步丧失了可操作性，变成“圣人之言”而非“有理之论”。不过这也不是大问题，真意总是人之间的事，而非人与纸之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