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依天理而行，不断的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那样我们才可以成为圣贤，这是朱子的说法，如果你的欲望太甚太过了，那么，就变成了恶了，有的人就开始说了，天理是在外的，我为什么要遵守天理呢天理，又没有什么法律的因素，如果我不遵守天理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惩罚呢？
在以前的古代，人们都把天理人格化了，于是就有了宗教，有了神，因为宗教有自己的教规，如果你犯了错，比如说不依天理而行，那么宗教就会审判你，就会有宗教法庭，而有的人就会说了，凭什么那些神要惩罚我呢？他们没有资格，但是你只要信了他们就会惩罚，你信了这些宗教，那么你犯错了就得自愿接受惩罚。
朱子说天理在外，人要依天理而行，可是慢慢就产生了神，宗教，所以人就变得他律了，被动了，而王阳明先生讲，我们生而为人就有向善的可能性，一旦知与行契合在一起，那么就成了心机里就变成了你自律，你主动的了就不再是他律了，而王阳明之所以要反对朱子是因为读书，那是因为当代的人们就都知道向外求理了，就只听朱熹的，只专注于辞章之书，于是就都变成了一些衣冠禽兽，所以王阳明先生害怕后人被带偏了，所以才专利强调心学，让人们立自己的道德主体。
其实朱熹的学问也很高深，如果后人们将朱熹的学问理解的很深入很透彻很全面，那么可能他的知与行可能也不是二分的，有一系列的人支持，像这样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多着呢，可是当时却被皇帝们所利用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门槛，都以诸子的学问为大纲，于是读书人们便把朱子的学问当成了教条，把它作为考试的一个题目，学习朱子的学问，只为考试中举，就像一个不断学习的机器人，就是逐物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完了，就无法真正的理解到知行合一了。
若水曾经说过，“阳明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不能无病。”这是若水对阳明的一顿批评，但其实他批评错了因为他没能很好的理解王阳明先生的学问，而不止他一个人反对，曾经的孙中山先生，也臆测阳明的意思是“以难为易，以易为难”但很显然不是，因为那是孙中山自己误解错了的观点，阳明的观点的本意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孙中山反驳的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另外一个观点，而不是阳明的，因为孙中山认为行是如此的难，但是王阳明先生却让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这不是违背人性吗，所以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当时的孙中山，无法理解文人的思想，因为他当时主要是想推动中国，所以他学习的一直是美国，而对他而言，他宏大的政治却并没有实现，所以他觉得原因就是知难行易。
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是道统，而孙中山先生却提到自然科学了，所以是他批评偏了。科学刚发明的时候，是来源于经验的，但是王阳明把知与行混为一谈，合在了一起，但是却不适用于今天，孙中山先生理解的是，比如说，现在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工人他们，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有的工人都是只负责其中一个部分，而这个东西的原理他们并不清楚，所以孙中山认为知和行是分开的，但是他错了，因为他认为知只是工作的原理，行就是制作的一个过程，而王阳明先生理解的就是良知是道德层面上的知。
而那些反对王阳明先生观点的人，批驳王阳明先生的人，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理解知行合一，做到知行合一，但其实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环境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比如说孙中山先生当时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哪能理解阳明的思想呢，所以他只会有用自己的固有的思想来审判王阳明，在他那样的时间下，只会认为行是更加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