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伦理的实际意图和目的可以归结为：当下和未来，工厂公分的选择大幅减少了。救济院（意味着阴暗潮湿的骇人住所和勉强维持生命的发霉面包）外不救济的原则是推动“没有选择”策略的体现；另一种体现是引入“仅供生存”（hand to mouth existence）概念，薪酬水平只要压得够低，工人一天的工资只够活到第二天的黎明，他们就必须投入第二天的工资。
勤奋工作被升华、被讴歌。而工作伦理本身表里不一：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精密思考计算，理解接受“没有选择”和“仅供生存”的策略，也不是所有人都经受过教会学校的洗礼，产生不工作就是懒惰的羞耻感，“工作伦理”为其目标（强制人们高效完成工厂中的碎片化任务）的实现必须要加以一些强制的手段，体罚、削减工资，以及没有死角的监督。
工厂工作构建了工作伦理时代的社会框架，人们的生活全部围绕着工作进行，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诸如此类，在工作确定后就完全决定好了。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劳动的生活，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工业社会以权利冲突开始，人们为了自治和自由斗争。现在人们只会为了更多盈余斗争。曾经靠着道德承诺确保的努力工作已经不管用了，物质奖励是新的路径，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用标榜为道德象征，人们被允许公开反感工作，因为人们会自觉的为了经济奖励忍耐一时。与其宣扬努力工作能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努力工作是赚钱的手段。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了资本主义精神：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很大程度上决定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进入消费者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