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里的结尾提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童年究竟是生物还是文化的产物，也就是给童年一个定义。接下来问题则是针对童年消逝现状的挽救、最后途径和方法。
因此从中可看出，在尼兹曼的认识里，童年的消逝并非一件有益于世的现象，童年的存在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性，并且童年的成人化或者成人的童年化状况，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有其害处而无益处。
比如他提到童星是在模仿成人，他们也可以大谈些性笑话，制造出反差以取悦观众。童年游戏的规则也是照抄成人世界，只不过换了个缩小版的成人而已。而童年阶段的犯罪日益增多，犯罪呈年轻化，且手段冷血残忍，性、暴力、吸毒等在成人世界里的反社会道德、甚至违法行为在童年世界里流行。
这些让作者深感焦虑和痛心。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因为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化。
首先童年这一概念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以口为主要媒介的历史阶段，孩子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信息接受基本于成人相差无多。
社会法律对于处于“童年”的孩子并不会格处开恩，像杀个成年人一样将犯了罪的孩子绞死也是非常正常的行为。穷人家的孩子自小便被送去当学徒，做一些杂活学些技术。不是如今，身体未发育完全的孩子是要被送往学校里学习的，而早于16周岁出来打工是违法的行为。学校在为社会培养未来的成年人，用有益于社会的成年人的标准模型试图在孩子们实现。
那究竟童年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兴起，并约定俗成的将童年认为区别于成年的文化呢。主要还是以古登堡印刷术的广泛运用。
虽早在罗马时期，关于童年的概念便有了苗头，在对待童年时也将它于成年人有所区别，那时的学校被认为是有闲暇时光用来消磨学习的，并非为孩子所设，而是求知的人在一起集聚求学。不过当时一些学者已经认为孩子有不同，如果非要追溯起童年的渊源，那有证据表明古罗马时就有了先例。柏拉图口中关于哲人王的培养，各阶段任务侧重点不同。而以军事著称的斯巴达，则更注重冷酷无情对于人意志力的磨炼，孩子出生不久便离开母亲怀抱，集中管教。
不过中世纪时期，直至文艺复兴，对于孩子的教育上一直以古板、严厉、机械的无情为主，卢梭的《爱弥儿》一书出现，里面提到对孩子温柔呵护观念后，社会对孩子的态度才逐渐改变。
但真正将童年和成人区分开的，还是印刷术的普及。因为纸质媒体成为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知识之间并非口口相传，而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教会也不在掌握着《圣经》中关于对上帝的解释权，私人著作的兴起也让人们有了版权和留名意识。最关键的是，阅读能力并非与如听说能力一样生俱来，需要大量的时间培养。此时成人和孩子有了分界线，而那个分界线最为显著的就是阅读能力。
当电报发明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技术将对今后生活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并不像达尔文先生的演化论吸引人注意，并且值得争辩。电报技术的出现可谓无声无息，它只是一个信息的媒介，但它却将信息的传播突破了人生理速度的束缚。
后续出现的电话、电影、留声机、广播、电视等信息媒介技术，也一再的改变着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和思考方式。
此时，成人世界里的禁忌话题，心照不宣的成年人间敏感话题，却呈现无差别的传播。成年人并不能够垄断着知识获得途径，比如电视这样无法选择观众群体的媒介，通过图像、声音传播的信息，孩子也能看得懂。让孩子们接触到更多成年世界的东西。
波兹曼的著作，电视是避不开的话题，对于电视波兹曼一直持有批评的态度，因为它内容的多样性却导致人们在不同话题中来回切换，先前还是某地方地震，画面马上切换成一个美食广告，大量快速的输出性图像充斥着观众头脑，让其无法思考。
为了节目效果，制作人也会选取一样观众更乐于看到的节目，而非他们应该看的节目。例如主持人的形象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要挑选年轻漂亮的面庞，而非更具有知识和专业素养的中老年。童星邓波秀儿也是一再的模仿成年人，家人乐意让孩子们更早的接触到成年世界，将孩子们培养成优秀的小大人，而非他们童年应该享有的生活。
除了批评电视媒体外，波兹曼指出正是电视这样的媒介让家长没有了权威性，这是一个老人并不能够为年轻人提供经验和指导帮助的年代，童年更早的接触到了成人世界，而且像成人学习，他们之间的界限也愈来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