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畈镇大坑村有个小村湾，叫豆家垄。这是整个大畈镇范围内人口最少的小村庄，从清朝末年驻进到如今，一直只有一家人居住。
村里有一座古宅，建于清朝。飞檐翘角，碧瓦朱甍。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进两重，上下两层镶嵌着雕花窗楞，中间带天井。就算是在室内，四季照样不缺阳光雨露。上堂屋一般接待贵客，下堂屋是孩子嬉戏的场所，边上还架着一顶石磨，勤劳的女主人不知在多少个夜色里转动着磨架，给全家人磨出白花花的豆腐和粉皮。
上下厢房中间各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左侧开着耳门，从这里出去，外面就是厕所、菜园、以及青山顶上的蓝天。
村里有个窑厂，是政府建的，由于烧窑需要大量柴火，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挑着柴棍到这里来卖，窑火每天旺盛地烧着，住户不多的小村日子却也过得红红火火。
我幸运地降生于这个村庄，只可惜，这些辉煌我都没见到。记事起，除了老屋健在，窑厂就只剩下一个遗址以及一块以“窑基”命名的地。还是我不断缠着阿公问他为什么这里叫“窑基”，他才告诉我这些。
后来窑厂没烧了，生活恢复了冷静。阿婆天天半夜不睡打草鞋，天亮了，阿公挑着成熟了桃梨果子翻过一座有一座山头，挑到热闹的黄沙铺的街头上卖。多半是兑换些大米，又一肩挑回来。穿着阿婆织的草鞋，踩在宽厚的山脊上，一趟趟来回跑。
老宅旁边那条细弱的山路就是通向黄沙的。我刚记事的时候，这条路上还经常有人来往穿行的，之后就越来越少了，少到路面被杂草覆盖，已经完全荒芜。
我的童年生活，大概是豆家垄历史上最苦的一段。政府通电的好事迟迟进不来，别村的人都用电灯电视了，我们还只能点煤油灯，天黑就睡。计划生育的“血雨腥风”却不漏丝毫地闯进。我妈生了三个孩子，是计划生育要处理的典型户。经常毫无征兆地就来了一大群人，好在我们村位置偏僻，山多路少，每次有人要来，老远就能望到。有次，妈妈正在溪水里洗衣服，一抬头看到很多人来了，来不及带上我放下衣服立马就跑。等人走进，果然是工作对队的。我本来蹲在妈妈身边的，这会只能六神无主地躲在门背里，看着他们把家里的门撬开、所有的家具拉走，为了防止他们上楼，平时爸爸都是把楼梯藏着的，偌高的楼，他们搬几个家具垫脚三五下便爬上去，把楼里的油坛、木箱，全都放下来带走了，临走前还把圈里的猪一起拉去了。
家里本来就没有收入，父母辛苦一年，也就是挣些柴米油盐，供着我们吃喝。如今，全空了。父母的心空了，年幼的我，心里也空空的。
走了一拨收计划生育罚款的，又来一群收山租款、农业税的，待他们空手离开后，我们几个在小学里上着课的娃娃又被赶回来拿学费……
在我童年时期的豆家垄，太穷太穷！就像一块薄弱的土地长不出任何幼芽。最大的心愿，就是快些长大，离开这里。
现在，离开多年，最大的愿望又成了回家住两天。不仅仅是因为那缕厚重得解不开的乡愁，还因为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脚宽的曲折山路修成了宽阔笔直的大马路，汽车开到家门口，再不用苦巴巴地走很远；耕田种地再也不用交税，还能领到补贴；小侄子们上学不用交学费，每天还有牛奶和面包拿回来；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母，到了法定年龄，可以拿着存折去领生活补助……
一个90年代还尚未通电又贫穷落后闭塞的小村庄，只有一间破旧的老房，在风雨中飘摇的小村庄。如今，自来水管已接通，电视网络全覆盖，小车开到家门前，花园洋房拔地起，从小一直打心眼里羡慕的城里人生活，无非就是这般模样。
家的故事，代代相传，也许，数年后，我也会牵着小孙子的手，一起走在春暖花开的路沿上，跟他讲着我这一代经历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