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小论
中国一直都是个人口大国，从古代到现在，管理者最头疼的问题也一直是人口基数太大所带来的矛盾与问题。
虽然说中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地矛盾仍旧是有的，在某些时段来说甚至非常严重。再加上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地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要素，土地制度就这样诞生，并且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推翻，完善。成为了国家制度的基础，奠定了经济发展的桥梁。
在古代，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哪怕是那些品位垫底的官员，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遥不可及。在官场卖弄口舌，书文泼墨自然也不是大多数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么这些大多数人都是靠什么生活的，他们是怎样安身的呢？
一个社会当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处在上面阶级的人是依靠下面阶级的人供养生活，处在下面阶级的人是依靠上面阶级的人恩赐生活。无论怎么说，上面阶级的人想要自己过得舒服点，那么他们也必须让下面的人过得舒服，起码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在田地里面住的人就在田里安心种地，在宫殿里面住的人就在宫里绞尽脑汁的思考制度，改善制度，设计制度。
很多中国人把原始的井田制当做理想中的土地制度，他们希冀那种公平与完善。但是从汉朝以来，朝廷就很难再做到这种程度。哪怕汉代是做到了“轻徭薄赋”的理想，他们的土地制度还是不怎么理想。
古时候的君王都是怎么想的？“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他们可能会大喊着:“这是朕的天下！”而贵族们，仕官们也同样想方设法谋求利益，包括对于土地的管控。
在封建时代之后，就是“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散落在农民与地主手中。再怎么“轻徭薄赋”，还是有贫困的农民承担不起，只好卖地，地主买地也不会出高价，再加上政府“轻徭薄赋”，地主需要花的钱就更少，农民所得到的钱就更少。这就拉开了贫富差距，也拉开了阶段差距。
这在政治上肯定会有影响，不过影响更大的是经济。田租的钱不足以支撑国家财政，皇帝只好自掏腰包，从少府那抠钱。但是他眼看着高收入的商贾们并不乐意为这个国家做点贡献，于是他干脆弄了“盐铁政策”，将重要的盐和铁两种商业都归为国有。这下子终于算是有钱了。
但是他虽然解决了国家财政的问题，但是土地制度的问题他仍然没有解决。于是到了唐朝，唐朝就搞了一个“租庸调”，三个字分别负责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布帛之征。
这个制度算是为民考虑了，先是努力使大家都拥有田地，再从盈余中为国家征税。并且进行了全面的人口普查，称为“帐籍”。这也是“租庸调”的根据与来源，但同样它也是使“租庸调”失败的原因之一。一旦一个制度可以较完美的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那么它的程序一定是相当麻烦的。因此在后期，就很容易导致疏忽与模糊。而且一旦出现问题，人们往往觉得无关大体，并不在乎，马马虎虎。如果问题大了，下面的官员就会瞒上面的官员，上面的官员继续瞒更上面的官员，很容易就会造成松懈与腐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税制”开启了自由经济的先河。它并不计较人员的归属，只是以贫富作为标准，允许了田亩自由买卖，土地自由兼并，无疑是一个化繁为简的好办法。
但是日子长了之后，政府就给忘了，不断的加入新项目，增加了税收，并且规定了硬性的征收额，不再是全国一致。这就导致了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人口外逃，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
唐朝相比于汉朝来说，可能更会关心底层的民众会不会过于穷困，当然这也仅仅只限制于初唐的理想了。
到了宋朝，“两税制”也逐渐步入混乱的境界，所以宋朝实施了另一种方式，但是没想到“差役法”拖垮了一个个私家，于是朝廷上就起了争论。当然这也是苏轼的悲惨生活的来源。最后讨论出了一个“免役法”，人口的详细计算也就逐渐消失了。
到了明朝，就有了两个独创:“黄册”和“鱼鳞册”，一个用来登记户口，一个用来登记田亩。原来登记田亩的那个，土地并不移动，只有人员流动，如此一来的确隔绝了处于民间的土地兼并。
不过政府都是在思考如何把收租的手续更加简便，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并不能做到给民众一个建议，或者真正动脑筋去思考如何改进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以造福人民。那么处于底层的大部分人民该如何安身？他们只能想出了层出不穷的舞弊方式，政府改进一步，他们就更前进一步。政府也抓不完，也禁止不了，只好去想另外的制度。
“一条鞭法”其实是为了一个更加简便的手续而服务的。但是它在北方并不适用，过了不久也紊乱了。
当然了，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一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那么相应的另一个制度必定也不会长久。因此上层的每一个考虑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清朝有个“地丁摊粮”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在沿袭明制。但是把人口税加入土地税的时候，会导致人口在增加的同时，税务无法跟进，所以如果他没有土地房屋，那么他将跟这个税收制度没有关系。导致了人民对国家不负责任。
当然这也不能光怨制度的问题，底层的人民也是仍然在想各种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破坏这个制度本身。这也就是以整个国家上下阶层的人民不信任的后果。
当然，阶级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但是古代身为上层阶级的人民，还是应该为下层人民多考虑多准备一些，不光是读书所得来的责任，抱负，胸怀，还是身担官职的本色，身为国臣的天命，都是这群人应该领衔的。
在古代，大多数人该如何安身的问题还是落在官员们的身上，到了现在，机会逐渐变得平等，大多数人该怎样安身？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里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