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幻的生活

大哥在三哥走后的次年冬天结婚，不久便搬去城里住了。这时候，

路对过住了几十年的王家老宅已经拆除，重新盖起了两座新院子，临街是王庆家的老大住着，往里边是王清家的老三的院子。这王家三媳妇小芹的父亲与小叔和我父亲是老熟人，所以她经常的过来串门儿。这天，闲聊时他就问我母亲：“眼下我爸手里有个媒茬，是玉河园村的卖水果的张家的三女儿，想给你家老四说说，婶子你可愿意？”母亲一听非常高兴：“咱有啥不愿意的，只要人家愿意进咱这家门，咱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那天晚上，隔壁的小叔过来串门儿，母亲就把白天小芹说的事说了，父亲有点犯愁：“前两年买东隔壁的钢磨院儿借的钱才还清，眼下这事好是好，只是手里亏空。”小叔一旁听了忙说：“大哥，机会不等人哪！跟我在一块上班的老刘就跟我说过一件事，他村里有个老侯，解放前媒人给他提亲，就因为家里穷，他死活不敢应承，后来手里刚有了几个钱，买了几亩地，正想筹办婚事，可是全国解放了，划成份时偏巧又把他划了个富农，村里人见了他就像见瘟神似的，谁还肯给他说媳妇？所以叫我说咱这事该办的办，没钱咱想办法去弄！”

    由于媒人得当，双方相互又比较了解，四哥虽说脾气暴躁，但论长相怎么也数得白面小生的那种，所以见面后婚事很快也就定了下来。

一年后，我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上又架起了高音喇叭，优美的豫剧《朝阳沟》音乐再次在村里响起，四哥结婚了！这个嫂子由于生在城关边，家里做着水果生意，穿衣打扮自是讲究：经常留着齐脖子末端烫卷的头发，上身穿着一身红底白方格子的外套，下身一条黑色的裤子，脚上一双农村人很少穿的高跟皮鞋。在人前说起话来，一点都不显得拘束。听小芹讲，在四个姐妹当中，论起心眼来，就数她了。

过年后，根据婚前的约定，四哥两口子便搬到河堤上的新房里去了。

四嫂有个毛病爱打牌来钱，没多久就被四哥发现了，四哥也有点大男子主义，偏要硬管，一天晚上，四哥把四嫂逮了个正着，四哥脾气暴躁，张嘴就骂，四嫂哪吃他这一套，俩人吵着吵着就厮打起来，街坊邻居忙上前拉开，四嫂哭着道：“我怎么瞎了眼，嫁了这么个二饼东西，我不过就出来玩个三毛五毛的，他天天就跟我找事呀，不行，这回我非跟他离婚不可了。”回到家里，四嫂仍是哭个不住，母亲在一旁解劝，父亲则把四哥叫去训斥了一番，只当是无事了，不料第二天早上，俩人又吵着骂着去找大队会计开介绍信离婚，谁也拦不住，来到会计家里一进院子，四嫂就喊：“会计在家吗？”只见屋门半开着，却没人答应，四嫂又喊：“会计在家吗？”还是没人答应，四哥把门推开，往里一看，会计还真在家，但他马上发现会计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脸色挺不好看，又见一个钢精锅摔在地上，米汤溅了一地，看样子也是吵架了，四哥只好硬着头皮说：“俺俩是来找你开离婚介绍信的，有空么？”“介绍信？你先瞧瞧俺两口子的信怎么开，弄好了今儿个咱一块去！中不中？”会计气哼哼地说。四哥两口子听了，觉得好没趣，只得悻悻地退了出来，一前一后走出院子，四哥在后边禁不住喃喃的说：“唉，谁知道家家都是这样？咱还是回去凑合过吧！”

85秋天，六哥刚上初二时就辍学了。我还抱着考学的梦想硬着头皮坚持着。

那时的双河头中心校已走向没落，由于离城市很近，一些被城里学校裁下来的成绩差的，调皮捣蛋的学生通过各种关系纷纷涌入，很快，学校就乱成了一锅粥：课堂上学生的喧闹声常常淹没了讲课老师的声音，偷着吸烟的，喝酒的都有，受功夫片的影响，有的似乎自以为成了武林高手，恃强凌弱，有的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干脆就去社会上找些混混儿来学校打架。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好不容易上到初三，但由于数学太差（尽管除此之外各科都优），不得已还是大败而归。

那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朱家的二女儿新红给我捎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班主任李月英老师写的。李月英老师是林县人，前些年曾参加过林县红旗渠的建设，调到杞县已有些年头了，只因书教的好，为人和蔼，在往届的学生当中留下了不错的口碑。信里他说我这样回家有点可惜了，不应该就这么轻易放弃，并附了一张县第二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希望我去继续读书，还特意的告诉我学校对我的学杂费收费标准和录取生一样。可是因为那些年考大学实在是太难了，我思来想去觉得就算是当时我上了高中，如考不上大学，不还是白耗费了几年时光？弄不好还会被人笑话成“孔乙己”，还不如早早地回乡锻炼的好！所以两天后，我还是给李老师回信儿，婉言谢绝了他的一片好意。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

    受大哥的影响（大哥以前在家时就好修收音机）我和六哥、五哥喜欢上了家电维修这门技术，先是找村里的电工老王借来几本无线电方面的书来读，后又买了本《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

那时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已经逐渐在农村普及开来。当然那时我家是没有这两件宝贝的，家里只有三哥放假时带回来的一部咏梅牌儿袖珍收音机，每天打铁的时候，六哥就把它放在风箱上大家边干边听，闲时六哥还插上耳机，有一种时尚的感觉。可忽然有一天，耳机不响了，六哥就把它拆开来，里面原来是一个电磁铁，上面一个很薄的圆形铁片，仔细一看，磁铁上的小线圈的引线脱焊，就拿出自制的火烙铁焊上，装好一试，还真成功了。这时正好三哥春节放假在家，他见了非常很高兴，第二天竟自己掏钱去城里给我们买回一台崭新mf50型万用表来。那时三哥正在长春上学，其实那时的五十块钱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的数目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弟兄们对收录机、电视机的原理和维修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在家里却接触不到实物，唯一能接触到的只是收音机，于是六哥就有了去城里门市上学习的想法。可谁料想出去仅一个月后，师傅由于经营不善关门大吉，不得已六哥回来，带去的在家时买的几本书也被师傅赖着不给了。

那时我和五哥、六哥在钢磨房东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住，这座房子在我家的东邻，临街，算上东边上面的一间小楼共五间：小楼下面原是个大门，我家买下后改成了一间屋子，大门西边是一间单间和两间钢磨坊，南面墙上曾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标语，小楼上三个圆拱下面中间是一个水泥做的五角星，不难看出，这是那个时代东河湾村的标志性建筑。

那天晚上，我不由地埋怨起来：“你去的时候我就不愿意让你把咱家的那几本书带过去，你就是不听，结果咋样？不还是上当了？六十多块钱呀！你弄出去的你还得去要。”“我要不回来，我愿意！”平时不爱说话的六哥这几天本来就一肚子的窝火和无奈，这下终于被我激怒了。坐在一边看书的五哥把书放下：“别吵了，其实这两年咱学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拿不出门儿，你非要去‘镀金’，叫我说不如在大队广播上说一下试试，村里有家电维修的活就干，没有就还干打铁的活儿，等机会成熟后再说出去的事，咋样？”“只是街坊邻居不一定相信咱会修啊！”六哥不自信地说，五哥却说：“看来咱缺的是胆量，老七明天你去找看大队的张挺祥大爷，让他在广播上说一下，大胆试试！”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要去大队部，六哥胆怯地一把拉住我：“别去了吧，弄不好会叫人笑话的！”“哎，笑话也是先笑话我，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六哥这才松开手。

大队部里，张子祥大爷正坐在桌边戴着眼镜看报纸，我说明来意，老头儿热情地说：“好哇，你看现在电视机、收录机卖得多火，学这技术将来一定有前途，我解放前在重庆邮电局也学过这个，可惜后来都忘记了，好，我这就去给你广播广播！”

谁知这一宣传，仅一上午街坊邻居就送来七、八台收录机、电视机，大家喜出望外，，那时收费不高，修一台黑白电视机也就是五到十五元钱左右，渐渐地，我们在村里有了一些客户，后来外村竟也有过来的。

弟兄俩初赶十月会

义州的十月物资交流大会，据说是由城隍庙会演变而来，因为这是年中最后的一场物资交流会，故又称候补大会。听父亲说民国时的百日围城就发生在十月大会期间，这也是前辈们对十月大会最早的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已演变成各种文化商品的盛会，期间有来自省内外的马戏团，歌舞团，杂技团助兴，市场也有明确的划分：比如旧货市场、牲口交易市场、家具市场、各种手工业小商品和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大会时间一般从阴历十月初一到初十，有时能持续到十五才结束。

那时我家打铁生产出的东西大都批发给城里的商户。这年眼看大会临近，母亲和父亲说：“让孩子们去会上卖东西吧，这样也好见见世面锻炼锻炼。”那是个人人都想做买卖的年代，我和五哥早早准备了些火钳、锅铲、斧头，穿钉等物件初一早上骑着就自行车出发了。

大会主会场在西门外孟姜女河东边河堤下的大坑里，我在坑上边的新马路旁挨着一个卖簸箕的摆下摊子，不大一会儿，来了两个收工商费的，只见其中一个拿出笔在票本上“刷刷”划了几下，撕下递过来，五哥看过掏出一元钱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收税的过来了，这次也是一元钱，五哥也掏钱付了。我想终不会再有人收钱了吧！谁知我错了，此时西边来了一个头戴绿大檐帽，领子上戴红领章的，我心中不禁纳闷儿：这又是那个局所的?就见他边收着钱，边向这边来，五哥见状，慌忙搬了个簸箩扣在摊子上面，不料卖簸箕的师傅一把夺了过来：“你拿我东西干什么？”五哥急了：“你这师傅怎么这么死心眼儿？”还没等五哥解释清楚，已经来不及了，只见那个“大盖帽”已到了近前，也是在票本上“刷刷”划了几下，五哥接过来看了看，为难地说：“俺才摆下摊子，一点钱都还没卖呢！”谁知那人把票撕成两半，挺客气地说：“那这样吧，你们两个摊子各拿五毛算了，这样行了吧！”五哥见话已至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和卖簸箕的各交了五毛钱。

俗话说万事出头难，眼看快九点钟了，我们才只卖了一把火钳，仅一块半钱，我都有点坐不住了。正愁间，只见一个穿便服的大个子来到摊子前：“哎，把治安费缴了！五毛。”说着递过票来，“什么，还有治安费？”我惊讶地问。那人见我不信，从上衣兜里掏出类似机动车驾驶证的东西，只见上面还真模模糊糊的摁着个戳儿，落款处确实是市公安局，没办法，五哥只得又交了五毛钱。

这一天买卖不怎么好，只卖了十几元钱。母亲说明儿个换个地方试试吧，也许就会好的。

于是第二天，我们就把摊子摆在了大坑东北角河堤和新马路交叉的十字路边，这里是通向南乡的要道，路边卖大葱的、卖红薯的，卖苇席的不少，挪到这儿还真行，快到十点多钟时，竟卖了十几元钱！五哥高兴的说:“咱也别都在这儿站着了，你也去转一转，也不枉赶了一回十月会！”我心中早有了主意，从卖苇席那儿下了河堤，穿过家具市场，直奔河边濮阳市大棚歌舞团去了。大棚里传出悠扬的“云河”轻音乐曲，接下来还有风雨兼程、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声音竟跟磁带上的一样好听！当时门票不过是五元钱，可从小紧手惯了的我伸手去兜里摸了几回，还是没舍得把钱掏出来。

我转了一会儿，穿过卖家具市场准备回去，却见福田叔正和他家三儿子金三正要吧新买的一套方桌椅子往三轮车上装，一旁收税的走了过来，“你先不忙装，卖家哪去了？他还没缴税呢！”那些年这卖家具的都是卖了东西才缴税的，“我给了他钱，他说要去解手，就走了。”收税的一听气坏了：“好哇，骗到我头上来了，明个别让我撞见，撞见了我绝饶不了他！”原来那个卖家具木匠精得很，见福田叔把他那几件东西都要了，就谎称和福田叔去厕所，在厕所里私下做了交易后顺着河堤就偷偷地溜了。收税的见事已至此，只好罢了。

    我上得堤来，正走着，忽听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本村的喜娃子，这个平时穿衣邋遢的街坊今天也理了头发，像陈佩斯小品里的狗娃那样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我不由得打趣道：“喜娃哥，看这阵势婚事可是有了眉目？”喜娃嘿嘿笑了：“嗯，快了，媒人已和女家说好，定在这月十六（阴历），今儿个我特地来买张苇席。”“可带喜糖么？”“哎呦，忘记带了!”那年头男孩子也怕羞，喜娃不由得脸有点红，聊了几句，便蹬着三轮车买席子去了。

  说来也怪，自那天把摊子挪到堤上，买卖竟好起来 ，几乎每天都卖二、三十元，这也让我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在我们摊子的北边，是一个卖大葱和一个买袜子的，这卖袜子的长着两只“老鼠眼”，尖尖的鼻子，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中午饭后，暂时没什么买家，两个人就闲聊起来，两个人越聊越亲，称兄道弟，很是近乎，很快两个人便决定用大葱换几对袜子，但价钱上却各不相让，谈了半天，好不容易谈拢了，互相交换了东西，那卖袜子的说：“老哥，也就是你，换了别人，这价钱我断不会给的！”卖葱的却说；“少来这客套话，你这老弟我怎么看你都不想个吃亏人，说不定我还出了个高价呢！”那卖袜子的一听，忙赌咒说：“老哥你别不信，兄弟要是赚你一分钱就跳到这老鳖坑里淹死。”卖葱的说：“算了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赌什么咒，犯得着么！”过了一会儿，卖葱的要去解手，就让卖袜子的招呼着摊子，下了河堤，往西南角的厕所去了。谁知这卖袜子的竟趁机抓了几颗葱和和刚才换回的那捆葱捆在了一起。

夕阳西下，映着绚丽的晚霞，远处，在欢快的《喜洋洋》乐曲声中，和着女报幕员的声音：“亲爱的义州父老乡亲，濮阳市大棚歌舞团十月大会演出今天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愿我们明年再相会！”市场里，人头攒动，卖东西的客商已开始忙着收拾着自己的物品，大街上，夹在拥挤的人流当中的汽车不时地响着喇叭，会上逛够了的人们开始向四面八方散去，好难忘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