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进大队领导班子，担任的是会计职务。上任后，第一次接触社会的工作，是接受老书记指派的任务，和油厂厂长老余出一趟远门，去百里开外的全椒县章辉集油厂讨帐。上世记1958年，该油厂外号叫喇叭鸡的厂长，来我们巢县地界的黄山，买树做木榨。喇叭鸡经他的卖树朋友介绍，说我们红星大队油厂，有多余的木榨，如果能买下来，比现买树做划算。喇叭鸡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他盘算有熟人介绍，谈妥了还能吊一笔帐。
于是，喇叭鸡便在卖树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红星大队油厂。红星大队原有两个油坊：罗家油坊、王家油坊，都是地主家财产。土改时，打土豪分田地，当然也要分财产。油坊是巨型财产，不好分配，便被行政村纳入集体财产。罗家油坊作了大型会议场所，也收纳了一些公物；王家油坊被一位私塾先生租了教学生。
开始走合作化道路了，每个村成立一至三个互助组；一年后，三至五个互助组成立一个低级社；再一年后，三至五个低级社，成立一个高级社；不久，多个高级社合并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就是这时候成立的，规模比低级社大，比高级社小。
罗家油坊、王家油坊都在红星大队境内，顺理成章成了红星大队财产。此时的大队书记是刚上任的程书记，他正处少壮得志之时，他要发展集体经济。将王家油坊的两筒木榨，抬进罗家油坊，正式挂牌红星大队油厂。将王家油坊的房子拆了，盖了七间大队部。
红星大队油厂运作起来了，但只需两筒木榨，没那么多生意可做，从王家油坊抬来的木榨闲在那儿。就在这当儿，喇叭鸡来买木榨，买卖交易谈成，但赊了一大笔帐。
那时我们这儿的农村，不通公路，这百里之遥，全靠老余和我用双脚丈量，这中间还需要住镇歇店。我问老余，有足够的路费吗？老余说，这你甭烦神。有他这句话，我也就放下心来，开始了有生以来，首次长途跋涉。
行至三十多里，到苏家湾，快中午了，老余没有领我去饭店，而是去了黄山区税务所。税务所所长老李，原是柘皋税务所所长，我们红星大队属柘皋区。老李经常来红星大队油厂收税，他俩成了老关系。老李调走前，打过老余招呼，说有机会到苏家湾去玩。果然，一语成谶，这次机会来了，不用说，中饭在老李处。
老余和老李多次交往，还未进过老李房间，此时老李见了老余，十分兴奋，热闹一番后，老李叮咚光郎收拾家伙去食堂办饭办菜。我和老余打量老李房间摆设，没什么特别处，只是奇怪老李的床单上，补了个用花布补的大补丁。老李打饭回来，发觉我俩在欣赏他的大补丁，他不觉尴尬，幽默地说，我不穷哎，我都睡上花毯子了！
老余和我离开苏家湾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离章辉集还有六、七十里。我心里嘀咕，这要走到什么时候？看向老余的态度，他却胸有成竹，蛮不在乎。原来只走了二十里，来到栏杆集，他不走了，说，我带你去見一个人。我心里十五只桶吊水，七上八下，转眼间，三间矮小黑黢黢的稻草屋，门开着，门内边靠门坐着一位美妇人，在破旧房子的配衬下，格外亮眼。只见她全神贯注地针织着毛线衣。我那时年轻气盛，用平时衡量女演员的眼神，审视着这幅美人图：只見她细皮白肉，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双弯弯柳叶眉，一张似笑非笑樱桃口，穿衣不素不艳，乍看像大家闺秀，细看如小家碧玉。忽然，一个激灵，似曾相识，再定神看，不错，熟人，是我邻村小何。
小何也认出了我俩，高兴地向房间内喊：老高！你看谁来了。老高我也认识，何止认识？根生土长在邻村怎能不认识？老高此时也不过三十几岁，因长了半个脸的络腮胡子，就成了老高；小何因太美又不見老，就成了小何。这两人怎么能结合到一起，这段历史我知道：老高是建国后首届义务兵，他是黄山区（那时我们这儿属黄山区）第一人报名应征的，石马乡乡长亲自给他戴上光荣花，让他骑上毛驴，送至区政府。送行时，人们夹道欢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情激奋，壮哉英雄！
老高退伍后，回乡积极参加农村各项活动，是有名的积极分子。遗憾的是，因姑父是地主成份，当初入伍时没受影响，入党就麻烦大了，否则他也不会退伍，首届义务兵都在部队提了干。老高虽至今没有入党，但他的政治磁场大，县委书记王锡三是他的老首长；柘皋区派出所黄所长是他的战友。这些信息虽岀自他本人之口，但人们也实打实地見证了他们的交往。
小何当年在挑下汤水库时，她站在十几组打石硪的民工中间，用高亢嘹亮的声嗓喊号子，十几只石硪，一阵起一阵落。只見她穿着紫色灯芯绒裤子，大襟士林布褂子，活跃在人群中，形象像九儿，行动像李铁梅。她人生的漂亮，又活泼肯干，又正处在妇女提高的风潮中，很快被组织发现，作为典型，发展为新党员。这就不奇怪了，在人们眼里，她与老高的结合，是美人配英雄。但也有人不这样认为，他们不喜欢老高夸夸其淡，说小何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老高从房间里岀来，一見是老余和我，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拍着巴掌，大叫，啊呀呀！是什么风将二位刮到我这儿来啦？！
原来老高是粮食艰巨时，携小何逃荒来到这里。此处是他姓高的老家，他目下住这简陋的房子，原是他堂叔的橱房。
老高和老余，是在大办钢铁期间，二人处的像拜把子弟兄一般。目睹他二人的亲热劲，我浮想联翩，大脑像电影切换镜头一样，一頁一頁地撤换着各种画面。突然，我想起了老高青年时和我家有过过节：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被程书记当作试用干部，分工我村，我村是个只有五、六十人口的小村。
老高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发动群众点灯灭蛾，也就是消灭产卵生出稻螟虫的飞蛾；第二把火，是发动群众投资入股供销合作社；第三把火，是打击投机倒把，罚款补税。这把火烧到我家了，他将我家和老吴家报上去了。我父亲是裁缝；老吴聪明绝顶，他自学木工，在家做纺车卖钱，还会嫁接桃树卖钱。那时人们理论水平不高，将不是在生产队劳动的人，都纳为投机倒把分子。
罚款的标准是100一200（元），老高权衡了一下，将我父亲定为罚款100元；将老吴定为150元。税务所来人，在老高的陪同下，开我村社员会，宣布了政策、罚款队象、金额。并勒令三日内缴纳税金，否则没收生产工具。
三日限期到了，老吴稀里糊涂交了钱；我父亲没交钱，没交钱不是抗拒不交，而是家里实在没有钱。那年头的裁缝是登门上工，日工资是1元5角，绝大多数是赊帐，少数户是多年不付工钱的老赖。我家日常花销都紧紧绷绷，哪有这100元交税？没钱就没收缝纫机。税务所所长说，缝纫机送到老高家暂存，什么时候交钱再取回。我父亲将缝纫机挑走时，母亲流了泪。
大约个把月的时间，老高来我家，通知我父亲将缝纫机挑回家，也不说原因。事后有消息传出：手工业不属于投机倒把，自此，我家和老高结下了梁子。裁缝手艺人虽不属于投机倒把，但外出上工一天要交生产队三角钱。这条政策，我父亲接受了。
我本是一名回乡知青，那是一九六二年，粮食艰巨刚过，人们只要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就开始讲生产队干部的故事。说的最多的，就是吃食堂吃大鍋饭的时候，生产队干部多吃多佔。那时起，我就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改变这种干群不团结的现象。通过这次罚款䃼税的打击，更坚定了我要求进步的理念。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处处主动，时时卖力；尤其在各项政策实施中，总是积极响应、拥护和支持：征兵活动中，刚结婚半年的我，踊跃报名参军，我虽身体不合格，体检时没验上，但我将二弟带去报名递补上了；宣传卖爱国统购粮时，我又带头卖了三百斤山芋干。……
我的行为，被当时分工我村的妇女主任，汇报给了大队程书记，程书记培养我当了团支部委员，和生产队监察委员。正当我积极向上时，红星大队班子闹不团结，公社一把手陶正津，带领组织委员钱根民，坐阵解决红星大队矛盾。连续开会三天，静听各方发言。
此时我在大队部旁的一家空房子内，排炼话剧《南方烈火》（越南内战），抽空出来解小便。正好遇上程书记也出来解小便，他竟然竹筒倒豆似的，要我递交入党申请书。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一下子躯动了我全身的血液，万馬奔腾似的窜过心脏，涌向大脑，真正地体验了什么叫热血沸腾。这消息也来的太突然了，因为我曾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加入了共青团，加入共产党组织，只是我崇高的理想，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就能解决问题呢？我掐了一下大腿，疼，不是梦。
我连夜赶写了入党申请书，次日便交给了还在辩论会上煎熬的程书记。我那时还不清楚他们间的矛盾斗争，继续我的《南方烈火》，以逸待劳，静等佳音。一七的功夫，未等来佳音，却等来了噩耗：程书记下台了。付书记童养媳出身，没文化，挑不起大鿄，从邻大队调来书记，就是现在的老书记。公社为平衡矛盾，大队长也暂时停职。老高也随着程书记的倒台，而取消了试用资格。
程书记被免职，没有影响我的进步，我将大队文艺宣传队，作为我进步的平台，努力工作。因为我的文艺宣传队办的热火朝天。逢年过节在大队部门前的土台上演戏给人们看，平时还巡迴进村演出。起初演些中小型节目，后来发展到演样板戏。我不但是宣传队的创始人、领导人，还是主角演员。我在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参谋长；在沙家浜中扮演刁德一；在奇袭白虎团中扮演杨排长；智取威虎山还被柘皋区文化站调去柘皋镇演出一次，万人空巷，名躁一时。
是文艺宣传队的成绩，将我送进了大队领导班子。
老高招待老余和我的晚饭，是我从来没吃过的美味佳肴，名曰咸鸭趴糍粑。是用一只整咸鸭，平放在糯米鍋里煮饭，饭煮好了，菜也熟了。一只鸭一瓶酒；三男一女四个人，当朝一品话相逢。老高的心情看得出，他是四喜中的“他乡遇故知”；小何的心里在想：不是冤家不聚头，此乃是团结我的绝佳时刻；老余是借花献佛，不动公款，不消私费，招待了我这讨帐的陪同者；我呢？我是心思重重，进退维谷，如坐针毡。咸鸭趴糍粑纵有十分享受，但我想起我家往年与老高结下的梁子，也冲淡三分。
精明的小何看出了我的神态，她怕三个男人，大老（脑）爷不在家，九（酒）老爷乱当家，聊着聊着，会聊到过去的不愉快。她知道我在搞文艺宣传队，主动将话题引向样板戏。在她的引导下，我们聊起了：阿庆嫂智斗刁德一、胡传魁，保护了芦荡火种：十八个伤病员；杨子荣打虎上山，巧献联络图，苦斗小炉匠，一举歼灭座山雕；李铁梅听奶奶讲革命，传承父志保护密电码。…………我总算渡过这尴尬的局面。
次日午后，老余和我到达目的地，已经过了午饭时，喇叭鸡去牛肉铺，端来一大海碗牛肉，买来一瓶高梁酒。整块的牛肉，几两重一团，也不用刀切，更不用下鍋炒烩，也不拿筷子，也不煮饭。说炊事员是小时工，煮好饭就回家了，让我们就拿牛肉当饭。我迟疑着不好动手，老余说，老侉就这样子，将就着吃吧。
我边吃边看向喇叭鸡，只見他，五斗身材，光头，胖乎乎，黑黝黝的皮肤泛着油光，上身穿一件掉光杻扣的、历史攸久的破棉袄，没有衬衣，露着长有护胸毛的胸膛，两边奶桩肉嘟嘟，像发育不正常的妇女。有点像花和尚鲁智深，但没鲁智深的豪气；也有点像猪八戒，但没猪八戒的大肚腩。
那时我年轻，牙口好，也不怕牛肉动火，虽吃相难看，像影片中的草寇，动手撕咬肉食，但确实是一种美味。平时在家吃的是散装苦老八（8角一斤芋干酒），只有在宴席上才能吃到少许牛肉片，何曾想过能吃牛肉当饭？那个时期的高鿄酒，就是现在的特级五粮液，拿钱买，还可能买了假货。不管他了，吃饱喝足为本。老余没有酒量，陪着我意思意思。喇叭鸡说他吃过了，看着我们吃，不时主动给我们加酒。
酒至中酣，突然间，喇叭鸡跪倒在老余身边，流着泪诉苦说，他的油厂濒临倒闭了。工人工资发不出，纷纷吵着要回家做责任田。他说老余，你是好人，看在朋友一场，你就当我下雨天给雷打死了，出门给汽车撞死了，害急路痧子暴病死了，……说着哭着，鼻涕下来了，他就用他那有光荣传统的棉祆袖子，左一抹右一抹。看的我一阵恶心，若不是高梁酒镇住了胃，非吐出牛肉不可。
此趟公差，我只是个陪同者，见证者，没有我讲话的責任，我又不是当事人，想讲也无从说起。老余也被喇叭鸡的表演弄糊塗了，这个，那个，断断续续讲不出所以然。说来说去，喇叭鸡彻底放瘫，没有钱。我心想，苦也，此趟白跑！
次日一早，老余领着我无功而返，也不等喇叭鸡的早饭，在饭店买了几个大馍，抓紧赶路。不从栏杆集过了，抄近路，打算当日到家。可是，因走的急，我俩都感脚疼，商议着在司家集歇一夜。司家集是个小集，只有一条直筒子街道，只有一家饭店，没有旅店。我们和店家商议，夜晚就睡他的饭桌。店家善良，同意了。
我两将六张饭桌并在一起，脱下鞋装在挎包里作枕头，和衣而睡。为了缩短睡眠时长，我俩坚持长谈，直至昏昏欲睡。上半夜不觉哪里不好，下半夜渐渐冷下来了，不知老余如何，我已瑟瑟发抖。这时我又感谢喇叭鸡的大团牛肉，在身上还残存着余热，否则非下来运动不可。
东方刚露白，我俩便起来，将桌櫈拖回原处，开东侧门，站在墙根处，等待阳光来“救驾”。此时老余特发灵感，也许是怕我寂寞，怪他讨帐连累了我，他讲故事给我听；
话说从前有个看相的人，吹他看相百看百准。来到一个村庄，遇着几个妇女起哄，邀来一众妇女，在看相人面前，一字儿排好队，让看相人看，说她们间有一人是举人夫人，若能看出谁是举人夫人，就承认看相人有本事。看相人不慌不忙，说，这太容易了，举人夫人眉毛与众不同。听此一说，第一人看向第二人眉毛，第三人也看向第二人眉毛。这时看相人紧走几步，到第二人面前指着说，她就是举人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故事，既简单又好笑，一笑解百愁，太阳也露出了笑脸，不冷了。
我曾问过老余，那人为什么叫喇叭鸡？老余说他也不知道。老余说他早先是青年农场场长。那时的油厂厂长是老张，老张提升大队治安主任时，正逢青年农厂解散，老余调来接了老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