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汪曾祺散文集《西山客话》最后一篇：关于《沙家浜》。忆起学生时代看样板戏时的想法，当年感叹仍然清晰。22年前的这个月，写《沙家浜》的大家汪曾祺逝世。他写这篇散文，“忆昔执笔编剧，尚在壮年。今年七十一，垂垂老矣，感慨系之。”他感慨在江青的“指示”下，想对京剧语言进行一点改革，希望唱词能生活化、性格化。我感叹编剧在文字运用上的天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见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他创造了这段五言流水，效果很好。对数学感兴趣的我，听出这一段唱词的数学游戏，用7、3、8、16数量词说得天花乱坠，结果是“人一走，茶就凉”，是个零。真是妙不可言！感叹化为实践，我在中学时期也写了多口词的文艺节目。读了关于沙家浜，明确知道：词是汪老头写的。
人们评价：汪曾祺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汪老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读完这本以《人文精品》编撰的散文集，你不能不认同上述评价很到位。尽管没有收纳《昆明的雨》这样的名篇，但《国子监》、《人间草木》、《胡同文化》、《家常酒菜》、《随遇而安》等篇章，读后都能感受：汪老的散文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58岁，重新拿起了笔。突然迸发了巨大的创造热情，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发表众多小说、散文和评论，可谓大器晚成。他写到：80年代初，我忽然连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当时强调解放思想，允许有较多的创造自由。《受戒》发表时后引起一点震动。一个青年作家睁大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那年我还不到25岁，订阅了《小说月报》，也做起文艺青年的梦。看了他的《受戒》，真是睁大眼睛的惊诧：这小说写的！浓厚的传统文化印迹；又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我以为我不能那样写了！
汪曾祺引用李白的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半个世纪写小说的三段。经历了许多坎坷，许多风雨，最后站在胜利的地方，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坎坷的道路，看到原来自己走过的路是多么艰辛与坎坷。他仍然实话实说：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或艺术良心。这些还要不要？有一些青年作家对这一套是很腻味的。我以为还是要的。作品写出来了，放到抽屉里，是作家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是社会的事。一个作品对读者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事不能当儿戏。今天，面对简书这个发表作品的平台，经历作品被锁进“自己看”的抽屉，我们更应该听听这老头的肺腑之言！
听说《老头儿汪曾祺》书中，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噌一下就窜起来说：“关了关了，配乐散文，一大恶俗！”还有一回，女儿说起杨朔和刘白羽的散文，汪曾祺一下就来气了，大声说：“中国的散文，一败于杨朔，二败于刘白羽。”
配乐散文《荔枝蜜》，我是在住单身宿舍时从收音机听的。我喜欢散文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对汪曾祺这样吐槽杨朔和刘白羽，他夫人施松卿说汪曾祺狂，不仅是汪不为她写稿，而是汪曾祺真的比较狂。或许文人相轻，汪曾祺“看不起”不少人，王蒙、林斤澜都有中枪。持才放傲，也是很多有才之人的通病，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大多是过过嘴瘾，与人无害。
读《吃食和文学》，这老头“由苦瓜想到几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一、应该承认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从五味里开除出去。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二、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三、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作品就是作品。
你看他想到和写下的，那么有板有眼。散文也不是只有汪曾祺一家，杨朔和刘白羽的散文也不是“狗尾巴草”，不能排斥有人就是喜欢呀。见仁见智的批评应该中肯才好，“恶”就不是文人所为了。若是过过嘴瘾也就罢了！假如我告诉大家：汪曾祺借着自己有些名声，把菜谱都写成散文来骗钱了，你们认可吗？不信你看《家常酒菜》这一章，有11篇文满满都是写吃的。他写下：不知道怎么会弄得名闻海峡两岸。这是因为有过几位台湾朋友在我家吃过我做的菜，大事宣传而造成的。老头自己也是“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作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
大器晚成的汪曾祺，退休后没有放弃写作，名篇《随遇而安》更是被众人推崇。我倒是希望年轻人不要未老先衰，痴迷汪老头，更应该去与超级演说家刘媛媛为伍：“我是来改变社会的，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汪曾祺也说：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本人气质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人活着，总得做点事。
做管理工作时，我信奉这样的格言：能改变就改变，不能改变就改善，改善都不能的就改变自己。退休之后，我欣赏汪曾祺的人文观念：生活，是很好玩的。你看他：做菜的乐趣第一是买菜，我做菜都是自己去买的。到菜市场要走一段路，这也是散步，是运动。我什么功也不练，只练“买菜功”。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
我喜欢汪老头的文人情致，这也是我追求的退休生活！这篇文字，就是在三次去菜市场时打了腹稿。今天把它写完，心情放松了。哦！不写了，我要去买菜了，学学汪曾祺，富于想象，做得出几个菜。“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