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跳一跳的疼痛顺着肩胛骨骨缝爬上来，我张口，发不出声音，一种绵延的痛意折磨着我，胸口泛着热意，双脚绵软无力，我窝在店铺的沙发上难以起身、不得动弹。我在外面，离那里有一定距离。心是揪紧的，我静静地呆着，侧边的臼齿咬着，不肯放松。
我左手边坐着大伯母，右手边坐着堂姐夫，对面是大伯和堂姐。饭桌上加塞的三角凳有着小巧的支撑面，坐下时我尽量把重心往中间收拢，桌上大伯和堂姐夫坐着有靠背的宽阔的椅子，大伯母的椅子时而被3岁的堂侄叫嚷着要坐，那个孩子爬上椅面，挥动着手上的物品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再被大伯母、堂姐、堂姐夫连番劝哄要好好吃饭。
在我面前的是酱油炒土豆丝，其他菜有豌豆炒鸡蛋、炒白菜、炒苦瓜、紫苏蒸鱼，耳边大伯母说着，“鱼有营养，你多吃鱼”，我回想起某次她热情地劝我吃鱼，并把鱼尾巴夹到我的碗里，那是一条多刺的鲫鱼的尾巴。手上一紧，筷子尖往回缩，我总是第一个离桌。
我在衣篓里看到了我的衣服和毛巾，早上才整理晾晒的，不知被谁收了进来，蹲下身摸了摸，全是半干的，全是我的衣物，我把它们抱在怀里，一件一件甩开，铺在我的床上，心里憋了一口闷气。
饭桌上大伯露出得意的样子，发出一家之主的声音，“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妻子回家看到丈夫在拖地，很生气地说，这是你该做的吗？快坐下，让我来拖。”大伯母和姐夫哈哈一笑，堂姐高情商地看着姐夫回应，“你也没拖地啊。”这些唱和的、捧场的、圆场的人，我感到压抑又格格不入。他站在高高的门上俯视着我说，你要跟快递员说谢谢，看着做错事小孩的目光笼罩在我的身上。
小时候的我总是问妈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自己家过年，不用再回去。我怀着受了委屈的心情、濒近爆发的心态和一次次无力的感受，我不会示弱、只会发火，大伯和大伯母只是说，我们家里人没关系，到了社会上，你这个脾气真要改一改。他们是密不透风的牢笼，无尽的刑期。
成年的日子里的每一次相聚，我就要去按摩店做全身按摩，感到时间停滞很久，我需要出去，和自己呆在一起，呼吸新鲜空气。
我的背上好重，为什么没有人来帮我？我喊爸爸妈妈，我的爸爸是他们的弟弟，我的妈妈因我而受指责。我没有任何的办法，我是低等人，还孤立无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真正心疼我的人眼睛都会哭瞎。
我去医院，听到面前温和的中年女医生问，最近怎么了，泪水就如崩断的珠子一样落下，我在深夜晃荡，看到还亮灯的店铺，默默推门进入，临近打烊的店主仍然会给我煮一份牛肉汤面。
我拖着沉重的身躯在马路上慢慢地走，我不想回去，也不想他们来找我。我想临时起意地买一张车票，背着我的帆布包到任何一个别的城市去，离开密密麻麻的规则，离开“血浓于水”的亲人，离开这群牢头。每一次离开，只要离开一会儿，我也能好受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