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关系发展历程中民主意识的表现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读书报告
韦伯曾经提出，现代化的过程其实是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为世界除魅的过程。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开始使其逐渐与世界存在的母体丧失联系。神性、感情和精神体验被尽可能地除魅，逐渐建造起一个可与人类本我分割的世界。在这种强调树立人类主体性而忽略自然母体的过程中，受生产关系的限制，西方世界一直受到决定性的男性支配力量的主宰，同时反方向表现为对女性的压抑，因男女关系与性爱密不可分，所以这种压抑也直观地表现在性行为、性本能、肉体、性范围和情感的压抑上。在前言部分也可以看到，由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对整体化和秩序化的强烈意愿，它便视纵欲和享乐主义为阻力，并禁止繁殖后代外的性活动的发展，否认快感的正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社会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福柯将上述情况总结并命名为“压抑假说”。他认为对性的压抑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控制力，并把它与“规训权力”联系起来，即一种“控制身体的权力”。但他又发现，权力并不全然等同于控制，它也可以是一种生产现象，它在限制性行为的同时也将其发展为“一个分析的、可见的和永恒的现实”，给予了它正当性和可议论性，使其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国古代对于性行为的压抑也有史可寻，宋代发扬光大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其中“人欲”本指的是与天理不相符合的超量的欲望，但由于后来社会对性欲的过分抵触和对贞操的过分强调，使得“人欲”含有更多对肉体欲望的解读。由此便可以看出，这种权力既有排斥性，也有滋生和激励性。除此之外，反常性行为也因此有了其命名和存在性，例如被认为是性变态的同性恋和作为替代性满足行为的手淫等。基于以上的观点，福柯并不认为在维多利亚时期，性受到了压抑，反而是其受到了更多地关注和解释，这也基本符合福柯认为权力的制约会产生知识的理论。
吉登斯承认福柯理论中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质疑。即使所有推论都可以信以为真，但话语的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实践行为的解放。最直观的论据则是，话语范围内的解释、讨论、理解，在读写能力并没有普及的19世纪，距离民众是十分遥远的。所以历史事实其实是“只有在贵族群体之间才存在性放纵，这种性放纵在‘体面的’妇女中间被公开地认可”，证明了此时性自由其实与权力占有有很大联系，所以贵族群体之外的女性大多还无法接触到关于性知识的传播，还仍然处于被动接受男性欲望的状态，大部分婚姻关系也还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契约式婚姻。
另一方面，福柯理论还有一个纰漏，他忽略了性别、感情和性的关系，但事实上其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同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所讲，婚姻的根本目的是种族的繁育。同自然界中大部分生物一样，性最原始的功能绝不可能和生育分开。这也造就了在性压抑的社会中，性行为只能作为生育的手段而不能充当享乐的工具。而男女生理性的差异使得女性更难在性行为中获得性快感。除了社会性的性压抑之外，女性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压抑来自于男性的性控制和性征服。这很容易理解，不论是因生理性还是社会性因素，男性的支配地位在过去都是不可动摇的。除了性行为体验之外，在性关系上对两性的双重标准也反映出男女的不平等，例如在贞洁的判定上对女性要严苛很多，家庭关系中女性应承担更多责任等。改变这一不平等情况的是避孕手段的产生。费老也提到过，人与动物在性交和繁育上非常类似，将其二者区分开来的其实是是否有能力跳出性行为——生殖繁育的圈子，对于动物来说，其无法控制性行为到生育的过程，亦无法做到对性和爱二者的区分和干预，但人类可以，因其具备了避孕的能力。对于未具备此能力的女性来说，性爱很难意味着快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更多的是伴随着恐惧、疼痛和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男性性支配的屈服驱逐了快感享乐。而在避孕术产生之后，“对大多数妇女而言，性可以从怀孕、生育这个永久循环中分离出来”，她们也可同男性一样，而不需要消极地被男性支配。这是人自身所产生的观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天生具有的特质，由这种意识慢慢演变成对避孕的社会性规则，可见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是如何互相作用的。如今生育已不需要性行为，二者可以彻底分开，这是对性的终极解放。从前以生育和经济为目的婚姻由此得到改善，不仅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都可以看作是对社会性的性压抑的摧毁。与费老不同的是，费老认为男女婚姻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以抚育为目标的合作关系，而吉登斯就没有忽视感情的因素，他认为“‘家’变成一个与工作判然有别的环境，至少是个人可以寻求感情支撑的地点，这就恰好同工作环境的指令性相反。”这个观点也有力证明了吉登斯与福柯的巨大差异，即是否考虑感情因素对性征的影响。至此，跳出了性与生殖的圈子之后，男女在情感上可以趋于平等，在性爱中均能享受欢愉而不再是单纯的索取和被动接受，吉登斯所讲的“浪漫之爱”也可在此基础上产生。
男人更趋理性女人更重感情的说法自古以来都存在，且浪漫之爱与对母亲的理想化密不可分，故与女性的关系也密不可分，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女性化的爱。浪漫之爱与完全出于欲望的激情之爱不同之处在于，“激情之爱永远是解放式的，但解放的意义仅仅是因为和俗务与义务发生了决裂”，它与社会秩序相悖，渴望在破坏家庭关系摆脱家庭责任的基础上寻找快感，而浪漫之爱既继承了激情之爱爱与性的结合，又以崇高之爱的素质高高在上地主宰着性激情的素质，其以男女双方的深厚感情为基础。浪漫之爱不仅把爱与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地位，女人可以由被动化为主动方去影响男性的感情并主导两人的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浪漫之爱，首先如《生育制度》中提到的一样，婚姻关系实际上抑制了性欲望的自由性，那么与人性本能相悖的浪漫之爱是如何超越激情之爱而被人们选择的呢？吉登斯将其解释为在理性化的过程中，感情因素遭到除魅，被排除在理性之外，但情感生活实际上是被再度有序化了，“罗曼司”有一种宇宙命运的观念，可以看做一种预设性前提，它假设了亲密双方之间心灵的交流、灵魂的交汇，且被认为可以打开一条性领域的纯粹关系的构成之路，这是被认为应该要追求的。对于女性而言，对这种情感平等的浪漫之爱的追求使得她们不自觉成为了家庭的附属物；而对于男人，即使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改变，但出于本能的激情之爱仍然地位坚固，爱情的女性化助长了他们对浪漫爱情的玩世不恭，其原因一方面是生理本能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男性在公共领域的成就需要以在亲密关系中的牺牲为代价。所以由此可见，虽然浪漫之爱之于激情之爱有了很大的进步性，但其所追求的情感平等与实际上引导的性别地位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使此理想裂成碎片。针对这一问题，吉登斯又提出了一种名为“融汇之爱”的概念，它假设了在情感的予取上的平等性，男女的予取越是平等，关系也就越接近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纯粹关系是指在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个人可从与另一人的紧密关系中取得收获。融汇之爱既追求了男女的平等，换句话说也就是抛弃了性别的界限和差异性，故这种纯粹关系并不局限于异性恋之间，相反浪漫之爱界定为女性化之爱，与异性伴侣分不开关系。
在伴侣关系从激情之爱到浪漫之爱最后发展为融汇之爱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两性的地位在趋于平等，权威和暴力在被关爱、理解所替代。吉登斯对亲密关系的推论中强调了情感、性别的重要性，其关系到权力的变化和思想的改变，因性的特殊性，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最为普遍和基础的位置，所以吉登斯认为“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是个人性关系的革命导致社会制度的革命”。不论是女性还是反常性行为的革命，亦或是纯粹关系的出现，都无不指向了个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尊重和关爱，不同群体都有其独立的自治性。吉登斯阐明了亲密关系的一系列基本特征，描绘了性爱解放的图景，这种情感民主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民主极为相似，都涉及到平等尊重、独立自主、共同协商、不受暴力侵犯等方面。纯粹关系由狭义上的两性关系发展而来，进而可以适用到同性关系、友情关系和亲情关系，在进一步的推导下，还可以发展为国与国的关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可见它其实是一个普适性原则。如今在大部分社会中，性解放还是作为政治的对立面受到抵制和压抑，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给了我们不同的视角，从生活政治的角度认识到性关系下隐含的民主观念，性的革命或许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相左，没有必要将其视如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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