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代。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瓦金雷鸣”的社会现状，诸子百家心系天下，智思喷涌、新论跌出、切磋争鸣，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中华原始文化并一直影响其后两千多年中华传统文化走向的思想“元典”。这是一个圣哲云集、思想解放、竞相坦陈、群星灿烂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产生了伟大思想的时代。莎士比亚对于自己的剧作《哈姆雷特》有一句经典评价：“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先秦诸子。读者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学习背景、人生阅历、社会经验、认知能力、性格特质，必然呈现为文本解读的历史性、现实性、多元化和个性化。

      作为先秦诸子之首的孔子及其创始的儒家学说，自汉武帝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之后，开始被推向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孔子本人被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学说被后来的经学家、理学家逐步教条化。两千多年来，对孔子及其学说既有官方评价，也有民间议论，推崇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已然构成一种模式化、神秘化的解读，无形之中拉大了孔子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其实，儒家不是宗教，孔子不是教主。孔子的思想言行始终没有离开人间烟火和日常伦理，他是一位德高望重、温暖如春的文化老人。

      孔子的一生是苦中励志、圆融自由的一生。晚年时孔子曾对弟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这一人生轨迹，体现了其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生历程，成为激励后人奋发有为的人生箴言。

      孔子不是板着脸说教的道德伪善家，是一位律己达人的道德楷模。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尽显孔子温和、善良、谦恭、朴实、忍让之崇高品格；“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先立人达人后己立己达，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换位思考，考虑他人感受，不强加于人。如子贡所言：“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自述其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善心向外，唯独没有考虑自身。他倡导君子为政要“正人先正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一个具有如此“仁者爱人”胸襟，用道德要求自己，用人性体察别人的人，必然是具有高度亲和力、温暖如春的人。

      孔子是我国民办教育、私立学校的开拓者。而立之年，孔子即开始聚徒讲学、创立私学。他最早提出“学以成人”的教育观，认为人生下来称为“童”、“孩”，经过一定的学习和教育，才能称其为“人”，成为智、勇、仁兼备，对社会有用的“成人”。孔子少年时自学“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后改造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其主要教学内容。其中蕴含着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意味。孔子招收学生只在初次见面时收一点微薄“挚礼”，以体现师道尊严。一个不以谋利为目的而以立德树人和传播文化为使命的教育先驱者，无疑是照亮社会、温暖他人的人。

      孔子是一个和蔼可亲、立德树人的好老师。孔子自述其教学宗旨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孔子不但注重传道解惑，而且善于激发弟子学习热情，注重教给弟子学习方法，启发弟子思考问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等。孔子坚持开放办学，其弟子来自鲁国及其他远近不等的诸侯国，涵盖不同阶层，出身贫贱者不在少数。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不少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方面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记录孔子思想言行的儒家“元典”《论语》在中华思想史上首次采用孔子与弟子、国君之间开展二元和多元对话、座谈的方式阐述其思想。这种随机讨论几乎充满了孔子一生的教学过程。无论是在鲁国兴办私学、还是在周游列国途中，他随时随地同弟子展开涉及人生理想、道德修养、治国理政等多方面的讨论和交流。这种讨论式教学和启发性教学堪称素质教育的鼻祖。其所营造的平等对话、集体讨论之团队学习、互动学习、反思学习氛围，堪称最早最成功的学习型组织建设试验。孔子最早确立了师道尊严，是广受其弟子及后世尊崇的好老师。

      孔子是生逢乱世而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识时务者”。孔子自述其奉行的处世原则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时就出来做些事；“邦无道”时就退隐而去继续办学搞研究。孔子青年和中年时为了养家糊口和干一番事业，曾先后在季氏手下做过委吏（仓库保管员）和乘田（管理牧场），担任过鲁国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并一度摄相事，协理内政外交取得一些成绩。其间、其后孔子曾两度离开职场。一次是三十五岁时，权臣当道、鲁君讨伐，鲁国发生内乱，支持鲁君的孔子离鲁至齐，一年半后返回鲁国，直至五十岁，孔子继续兴办私学、坐而论道。另一次是五十五岁时，面对鲁君沉湎于奢靡之乐、荒废朝政，失望至极的孔子再次下定决心离开鲁国，风尘仆仆、席不暇暖、不辞辛苦周游列国十四年。这是一次“追迹三代（夏、商、西周三个朝代之合称）之礼”兼而推销自己德政学说的文化苦旅，途中困厄不断、到处碰壁。“耳顺”之年行将结束时，六十八岁的孔子重归故国，开始与弟子们一起总结“追迹”心得，潜心整理修订《诗》《书》《春秋》《易》等古籍文献，为中华传统文化承前启后奠定基础。故文化史家柳诒徵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一直被视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但晚年在学《易》并拜见过老子之后，对“无为而治”的最高治理境界亦有所认识。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拿得起、看得开，且始终不消极、不苟且；孔子的思想不是僵滞的，是与时俱进的。故孟子称赞其为“圣之时者也”，是圣人中能适应时势发展，有担当、有温度、知进退的智者。

      孔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实干家。其奉行的学术原则是“述而不作”，重在整理、传述三代经典。孔子在兴办私学、整理三代古典文献和推行德政学说过程中总是说得多、做得多，唯独不注重发表自己的著作。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孔子言行而为《论语》，虽区区一万余字，但内涵博大精深，文字朴素纪实，影响穿越古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