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和“学区房”作为两个变量，循环套，看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般纠结。但是如果引入第三个变量，关系一下子就明晰了——第三个变量就是：资本。
学历，和 资本 比，谁值钱？考虑到 资本 的定义就是“一大笔可以生钱的钱”，那肯定是资本"值钱"。学历是什么，是劳动力质量的指标——名牌学历，往往意味着作为劳动力，效率和产出能力比较高。
你让劳动力去对抗资本，谁赢谁输一目了然：资本本身就是很多劳动力的凝结——钱就是一般等价物，是凝结的无差别的劳动。你工作开价1小时200元，那么2000元摔在桌子上就是可以顶你干10小时。你得先把劳动力变成资本，才有可比性。
我们把人分成四类：
第一类：个人没学历、家里没资本。
第二类：个人有学历、家里没资本。
第三类：个人没学历、家里有资本。
第四类：个人有学历、家里有资本。
为什么学区房值钱？因为 第三类人，正在 抢夺 第二类人的资源，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第四类。在抢夺过程中，竞相出价，把学区房的价格叫上去了。第三类人，正在通过竞价学区房，将第二类人的下一代挤到第一类去。
为什么总纠缠“既然清华北大毕业的买不起学区房，还买学区房考清华北大干啥？”注意，这句话是个病句——没有主语，逗号以后，隐藏了更换省略的主语。前半句特指的某部分清华北大生，是第二类呀，苦战不支，扛不过后半句要买学区房、剑指清北的第三、四类。［“既然清华北大毕业（中）的（第二类那群人）买不起学区房，（第三四类）还买学区房考清华北大干啥？”——这么读逻辑就通顺了］学区房买不起，以后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就奔着第一类去了，而不是第四类。
久而久之，几代人后，最后绝大多数人就分为两类人了：第一类；第四类。
英国BBC在1963年开始追踪拍摄一群伦敦7岁的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孩子，从贵族学校到福利院，筛选了不到20人。每隔7年拍摄一次，我一直从7岁、14岁...看到56岁。此处不展开，我只想说最后的感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太重要了。富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穷人，且代代相传。
中国70年代之前，人人都一无所有，天然平等，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靠的是公平的高考筛选——国家将其稀有的宝贵资源按个人禀赋分配，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谁的分数高，谁去上大学，接下来包分配好工作，攫取优势社会资源、权力，造成个体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翻天覆地”——因此，中国社会才会生成热烈持久的“学历崇拜”，因为教育这个变量太重要了。
优质教育资源，古今中外总是相对稀缺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竞相争夺的资源，按什么逻辑和规则分配，将直接关系社会阶层流动。
回顾过去，中国高考是高度计划体制保留下的遗产：无论考试结果、考生实际水平如何，录取名额在考前就已经完成精确分配：例如北京分150个名额，安徽分20个名额，考完排分，排不上就没用，北京的第150名和安徽的第21名之间没有可比性。
目前的高教资源分配过程中，基本排除了所有资本的因素——比如复旦大学一年收3000名本科生，本科的学费一学年只有5500元人民币（公立研究生免费），能出得起5500元一年的人，太多了。假设有人说，只要复旦能降一分录取我，我愿意出100倍学费55万，不好意思，没用。5500元一年放在美国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复旦一年的总预算超过100亿元（清华为216亿），假设其中仅仅30%即30亿由2万在校生负担，大概每人每年也需付15万元，读个本科60万，那可能不少人就因负担不起而出局了。
但是未来，无法再纯粹按这个“个人禀赋优先”的逻辑分配。
高等教育资源了，就算继续沿用高考形式，而不是“自主招生”，高考前的教育资源也不再是公平分配的了——看的是谁出得起这个价钱，比如，大学虽是公立的好，但私立小学、初高中的教育质量，最终一定会超过公立（建更新更好的校舍设施，3-5倍的价格去挖校长名师，汇集各路精英的孩子为生源）。
哪怕公立教育资源分配过程看似公平，比如所谓大家一律“就近入学”，公平吧？那可以，我就近买房可以吗？买下这个教育的机会。你出5万一平，我出6万可以吗？通过这个方式，资本的公平，最终替代了个人禀赋竞争的公平——价高者得，本来就是资本的逻辑，是对资本的保护。
所以在“学历”和“学区房”两者中间引入“资本”这个变量以后，你就明白，不是学历和学区房谁值钱，而是劳动力和资本谁值钱；是上面说的，第三类人想成为第四类，要把第二类人挤到第一类。一两代人完全settle以后，社会就很平静了——底层人士根本不再重视教育，也不想买学区房了，固化后，就没有这种讨论了。
我们只能抓紧分分秒秒让劳动力资本化——中国的中产阶级理应焦虑，他们的一切“资产”都没法作为遗产继承：智力、教育、工作经验等等，那套可怜的房子还有负债，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竞价学区房，试图让孩子能继承自己的“学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