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72篇中有《礼记》3篇：“礼运”之“大道之行也……是谓大同”、“大学”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之“喜怒哀乐之未发……万物育焉”“博学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是之课文，于我心有戚戚焉。

教材在整个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它是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国家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都在课程教材中集中体现，都在直接回答着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青少年学生打好中国底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教材堪当此任。所以，教育部统编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小学语文共有古诗文129篇，初中有132篇，其中以古诗词为主，还增设了专题栏目，安排了楹联、成语、谚语、歇后语、蒙学读物等传统文化内容。甚至小学一年级第一课即是识字“天、地、人”，而不是拼音，“天人合一”的理念一开始就撞进学童的心里。

课程选择的核心问题是知识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教育知识价值的选择，要把学生当做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知识选择的基础。

知识的定义非常复杂。在哲学领域，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知识定义是：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实的信念。它有三个标准：拥有一个信念；它是真的；拥有充足的证据，它的获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就与某人仅仅拥有一个信念（可能是假的）区别开来，与某人拥有一个尽管是真的但是还未通过充足的证据证明的信念区别开来，以及与某人意识到某事事实上是真的，通过证据也证明如此，但这个人不相信它这一点区别开来。

西方一些专家认为，知识由命题知识、技能知识和直接的、表达的、直觉的知识（如知道某人、感到痛苦，或认识某一艺术作品）等组成。在这个知识概念中，古典知识仅仅是其中属于命题知识的一个部分。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把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知识分为四种形态，即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俗称“4个W”。

我们所说的教育知识指的是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这里，知识与能力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可割裂与对立。在知识掌握过程中便包含着能力的形成，因为知识的掌握本身是能力的结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便已包含着能力的培养。

知识与价值也是相互依赖，知识对价值的重要性正如价值对知识的重要性。最高的人类价值是真、善、美，它们是人类生命意义的一种体现。人们接受价值、需要价值，而不能没有价值。人们的行为以价值为主导，人生意义的来源是价值，价值构成个人与社会的生活目标。人们接受知识、追求知识，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它当然需要价值的指导。价值问题却需要运用知识来解决，价值行为也需要知识来引导。知识增进对价值的把握和理解，才能化作人们行动的力量，促成价值的实现；知识对价值的反省，可以改变和重建价值，把不切合生活与生命世界的价值淘汰掉，创造切合生活与生命世界的价值。要学习知识，要先确立价值；要确立价值，还要知识的帮助。

有用的知识和有教育价值的知识是不同的。有用的知识有价值自不待言，但有用的知识并不等于有教育价值的知识的全部。从教育活动的目的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看，更要注意一些具有内在价值的知识，以促进人的精神、人格的发展，促进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千百年来对中国人具有永恒的魅力。因为它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人类社会图景，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按照儒家理论，“三代之治”，也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才称得上小康之世，而三代以前的“尧舜之治”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大同之世。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见，“三代之治”、“尧舜之治”，都是孔子推崇的社会状态。当然，大同之世，只是对传说中的远古氏族社会情景的浪漫的诗意的理想化的追忆与憧憬。

秦之后，历朝历代无不以小康和大同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只是终究再也没有达到“三代之治”的高度，更不用说“尧舜之治”。新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启小康，这是小康之治在中国文化理路中的历史新方位。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有条件追求自我实现的欲求，但我们基本上还是各亲其亲，货力为己，很多人也在盲目的物质追求中迷失自我，整天在佛法所谓“贪、嗔、痴”中打滚，浮躁烦恼。尽管存在这样那样需要解决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小康社会正在呈现。

虽然，大同之世依然是美丽的“中国梦”，但“大同”思想的价值在于“天下为公”，即人要以公平、公正、公义来立身处世，亦即“克己复礼”，“仁者爱人”，践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行差等之爱，从我做起，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于是乎天下太平。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群己、人我的差序格局，缺少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狭隘心地，但“差等的爱”又为何不能产生“爱的涟漪”效应？

费孝通先生还有“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给“大同思想”赋予公共意识、家国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这篇文质兼美“大道之行也”就是有内在价值的教育知识。（18.02.10《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