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伊尼斯的一部经典理论代表作——《帝国与传播》，我更倾向与把这本书与伊尼斯的另一部作品《传播的偏向》放在一起看作是姊妹篇。不仅是因为两部作品产生的时间相近，我以为这两本经典在代表新闻与大众传播方面有着某种默契和关联。
总结伊尼斯关于传播的观点，首先“偏向”二字即为观点中的一大特色亮点。他以“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将传播媒介区分为两大类，前者以时间观念为主，较具代表性的载体如羊皮纸、石刻文字等；后者以空间观念为主，莎草纸和纸张被视作打破距离限制，利于空间延伸的“进步”媒介。无论是“偏向时间”还是“偏向空间”，两大类各有各的优缺点，石刻文字虽然可以跨越时间，但是难以运输及生产；纸张它克服了运输和生产上的劣势，可是又被“时间”所禁锢，它所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大打折扣。
两种“偏向”好像是把时间和空间放到同一个被悬在梁上的筐子里，如何平衡好“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是传播时代的一个永恒话题，不管是古时的传播还是现代的传播。我认为这种平衡就是要做到使得悬在梁上的这个筐子不侧倒、不翻漏，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需要做到尽可能的“平分秋色”、“雨露均沾”，之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时代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因为“平衡状态”实现的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如果说“时间偏向”相对来说呈现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现象，侧重于与现在和将来产生联系的过去，那么“空间偏向”更多的侧重于代表“技术与世俗”的现在和将来。这种“时空”的差别很难使得两种“偏向”处于一个均衡状态。
例如，有观点提出，中国文字虽然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但是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不满足时间的要求，这暗示着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试想，如果“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可以“不偏向”，那么以前的中国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帝国？
其实“利弊同行”也是客观生活中的一个矛盾常态，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正如伊尼斯所言：“一切的文字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从表面上看，我们大多数读者（观者）都会觉得从“口头传统”到“文字著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一个跨时代意义的事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口头传统也有它本身的活力和文明，文字著作也会有避无可避的短板。伊尼斯发现的有关“传播进步和文明的关系”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媒介的变革和传播的进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伊尼斯则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技术的进步，由于固有的“传播的偏向”，往往造成了文明内在生命活力、团结与健康等诸多元素的退化乃至化解。
阅读伊尼斯的作品不难发现，伊尼斯本人十分肯定“口头传统”的价值，尤其是对希腊口头文明的认可，他甚至认为希腊就是他心目中理想帝国的雏形。虽然那时的希腊依靠的是口语媒介作为传播手段，但是它却能很好地做到“时空”的平衡，使政治与宗教融合，时间与空间均衡。
我倒是更愿意把《帝国与传播》看成是人类在探索“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之间平衡性的一部“先锋”作品。如何找到这种“不偏向”之间的支点是一个有趣又有现实意义的命题，如何实现一种“时代的传承”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价值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