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上的那座坟头要是还在的话，该有五十多年了。那里埋着罗店的一个同学。
其实我和他算不上同学，相识是在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火车上。我们同是罗店人，却不在一所学校，小学时也从未有过交集，所以起初彼此并不认识。
火车缓缓驶离上海北站，车厢里起初满是与家人分别时的哭喊与不舍。等那份悲戚渐渐褪去，年轻人的鲜活劲儿便又冒了出来——喧闹很快重新填满整个车厢，谈笑声、打闹声交织在一起，悄悄冲淡了离别的愁绪。
我向来不是个爱热闹的人，离开上海于我而言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和父母告别时，我们只是笑着互相挥挥手，没有半分伤感。其实是我没有伤感，后来才知道母亲当时在车站不曾在人前落泪，可那天回到家，她关上门痛哭了很久。那时的我太过幼稚，总以为这次下乡就像往常回山东老家一样，走个一年半载便能返程，因此对车厢里那些痛哭流涕的同伴，始终无法共情，觉得大可不必。于是，我悄悄走到两节车厢相接的过道里，那里能透过车门的窗户静静地观看车外风景，没有半点喧嚣打扰。
他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他站在过道的另一侧，身形清瘦，明显发育不良的那种。肩膀微微内扣着，斜倚在冰凉的车门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背着的书包，书包里好像有不少书。他的目光茫然地看着窗外，眼睫上挂着未干的泪珠，还有泪珠滚落在颧骨顺着苍白的皮肤滑下去留下的一道浅浅的湿痕。他面色有些灰暗，透着长期营养不良的蜡黄，却生得清秀——眉眼细长，鼻梁挺直，嘴唇是淡淡的粉白色，是缺血的那种。只是唇线绷得有些紧，眉眼间总笼着一层化不开的郁色，一眼望去，便知是个身子孱弱、心思沉重的少年。罗店中学的学生我大多都认识，即便不熟悉，也多少见过面，可他，我却是第一次见，那份藏在清秀里的脆弱，格外显眼。
我心里多了几分好奇。列车开出已经许久，先前哭喊的人大多平静下来，痛哭流涕的本就多是女孩，男孩即便再伤心，也极少有这般久久无法平复、仍在落泪的。我忍不住多打量了他几眼，他也察觉到了我的目光，竟主动走过来搭话。
他开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心头一怔——他竟然认识我？
他说自己是罗店中学的，就在街上住，还说起当年我和一群同学接送一位残疾同学回家的事。他说，他曾住在那位残疾同学的隔壁，可我绞尽脑汁，还是对他没有半点印象。
他很能说，知识渊博，当时挺钦佩他的。但也发现他的话有些语无伦次，说着说着便会顿一顿，眼神瞟向窗外，手指不时轻抠着书包，像是在斟酌词句，又像是在掩饰心底的不安。我还在疑惑他有时的颠三倒四，他可能看出了我的疑问，坦然地告诉我，说自己有抑郁症，正在吃药。说这话时，他的手指紧紧攥着裤缝，指节泛白，眉眼间的郁色更浓了些，像是怕被我笑话，又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出口的人。“抑郁症”这三个字，我那时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不懂，便也没往心里去，只当是少年人一时的情绪低落。我们在过道里聊了很久，具体说了些什么，如今早已模糊在岁月里，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话时，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清瘦的身子也偶尔会轻轻晃一下。后来，有其他同学跟我说，那个人脑子有点问题，让我别跟他来往。
在车上的三天，我没有主动找过他，他也不曾再主动来找我。火车到了宿亥站，罗店过来的都是要去二十三团的，便纷纷在这里下了车。站台很短，车厢没靠在站台上，大家连蹦带跳地下了车，又到后面行李车取下各自的行李。然后看着火车载着剩下的人缓缓开走，后来听说，那些留在车上的学生，都去了二十四团。
出了站台在站前的一片空旷的场地上接兵的领队就开始将同学们集中起来开始分配。罗店中学绝大多数同学被分到了五连，他也在其中。我们向阳中学的几个同学和罗店中学的几个同学分配到了八连。临走前，他特意过来跟我告别。那时我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也分到了五连，只顾着与相识相熟的几个同学聊天，没太重视他的告别，只记得他那很抑郁的眼神从眼前晃过，没留下太深的印象。
几个月后，突然有同学告诉我，他没了。
据说他太想家了。入冬后趁着黄河结冰，独自踏冰往车站走去，想试着回家，却不幸跌落在了黄河里。直到开春后，冰面消融，连队派人才打捞出了他的尸体。后来有一个参与打捞的同学跟我说，在河水里浸泡了一冬天的人可能有毒，打捞时触碰过他的身体，回来后自家的手痛了交乖辰光。
他叫黄朔，那年还不到十八岁。
再后来听说他的坟旁多了一个坟头，是同连的一位女战友死亡后埋在了那里，说是给他做个伴。于是黄河边的昆仑滩上，有了两个坟头。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