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关系逐渐转型
洋务派初期兴办的军事工业，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洋务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特征。所谓封建性是指：
其一，洋务派兴建的工业，不是资本投资，而是清政府的财政拨款。
其二，洋务工业的产品，不是商品，而是用来满足清廷军事和国防需求的生产物资。
其三，最为典型：洋务工业的组织管理形式，不是企业性质；而是带有封建政府的分支衙门的性质。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也不是劳资关系，而是官民关系或官兵关系。等等。
如上因素，决定了洋务派近代工业的生产关系比较模糊，生产能力特别低下。
其次，洋务工业对外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因为当时的现实情况，洋务派初期军事工业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燃料，基本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生产技术也由外国工程师和技术员垄断。管理权，由外国洋督掌握。
因此，又决定了清廷洋务派兴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对外国资本有严重的依赖性。
再次，洋务工业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因素。近代工业的大机器生产特征，引起和促进了旧生产关系和旧管理方式的不断变化。
因此，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在初期虽然还具有很强的封建衙门特征，但新事物的诞生和逐渐繁荣，决定了陈旧的分配制度必须进行革新。
洋务运动后期，军事工业产品的调拨形式，为财政带来严重困难，使清政府不得不在军火供应政策上做了调整。
供应政策调整之后，清政府的军工产品，带有较为明显的商品性质。从而促使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经营的性质，渐渐朝着资本性质的方向过渡，继而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转型。
总之，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从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悄然萌发。
二、物质繁荣促进文化意识的转型
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最终必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文化思想角度观照，洋务派原先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理念，必然会受到冲击。
通过十余年的惨淡经营，使洋务派的实干家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做为后盾和依靠，想要实现自强，看来都十分艰难。而如果还要强国，则更是任重道远。
比如说，仅靠财政拨款解决工业资金，就十分麻烦。往往因此而使得本来低下的生产能力，几乎瘫痪。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发展思路。
也就是说：洋务派的实干家，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建立并形成自己的“市场”概念。尽管还不十分成熟，但却是洋务派经济意识与经营理念的巨大进步。
这种经济和经营管理领域的伟大进步，也使中国民用工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在中国大地骤然生发。
意识具有的反作用力，在洋务运动后期，使洋务派的实干领袖和中国早期的民族企业家的强国思路，不得不有所转型。
三、强国梦向富国梦的转型
中日甲午战争的迅速惨败，以及中法马尾海战的全军覆没，使洋务派天真幼稚的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洋务派在近二十年艰苦创业、艰辛拼搏中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想要强国，必须先要使自己致富。只有自己先行强大，自己的工业和企业才能强大。继而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强大。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文明智慧的极致方法论。自强自立，这一极致的方法论，却是在所谓国学孔孟之道中长期被淡化、被曲解、被遗弃的方法论。
说得明白一些：从文化与思想的角度看去，洋务派在具体实践和经营活动中，体会并认识到国学的弊端，建立了首先必须进行文化意识革新或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概念。
洋务救国运动开展以来，前期遭遇的种种挫折以及军事上的接连失败，让洋务派高层管理者，首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这种不足，从根本上讲，就是封建体制对近代新兴工业的种种束缚。从前期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让洋务派逐步确立了强国必先富国富民的主导思想。
从初期的强国思想，到中后期强国必先富国意识的逐步转型，融通到社会经济学领域，就是洋务派基本明确了自己的市场观念。
认识到市场对工业企业发展的能动作用，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为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和民族工业的诞生和发展，带来契机。
洋务派的实干家，从初期强国意识到后来先富国再强国思想的转型，是二十多年的实践成果；也是军事、外交、国防一败再败的惨痛经验和血泪教训。
意识的初步转型，为后期的洋务运动带来较为辉煌的成果，也使中国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的坍塌》之：洋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