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僭越的文字——《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I》

福柯的语言并不像是一位哲学家，更像一位奇怪的文学家，一直比喻来比喻去。他常会引用小说文献作例子，或是找来的故事传说，他还喜欢在记叙中写出很多饶舌的诗句，好像这很会凸显他个人的文采一样，比如“这扇之前一直敞开的门，从内部反锁了。死亡，锁，这扇禁闭的门，在那一刻，永远地，构成了一个迷一样的三角，鲁塞尔的作品就在那里呈奉于我们，又逃离我们”。《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I》这本书是一个多篇文章的合集，原先在图书馆想借《规训与惩罚》等著作，结果却没有，只好借了这书。（什么垃圾图书馆。。）看得一知半解，可是不写读后感不就等于没看？于是就糊里糊涂地写了这篇文章。

一、《通往无限的语言》

“荷尔德林——几乎是不自觉地——开始意识到他只能在诸神消失的空间讲话，而语言也只能依靠其自身的力量与死亡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使用语言写作文学作品时，语言可以让使用者与死亡隔开，“每件作品都意图在无限的词语重新树立其主导的地位”。这代表着两个含义：一是言说者（或者说阅读者）必定没有死，不然他就不能言说（换言之，一旦停止言说，言说者就可能死去）；二是文学作品总是不死的，只要有言说者去阅读它，它便重新地远离死亡。

关于第一个含义的例子，《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给暴君日复一日地讲故事，以免除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但是，其中有一个故事却是讲述她自己为什么要固守那一千零一个夜晚，这种自我指涉构成了无穷无尽的循环。又比如那个老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在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在讲故事... ...”。“在每一件作品中，可能语言是以一种隐秘的垂直性重迭于自己之上”，语言在作品中自己建构世界并超越了现实生活，而且这种构建并不是有限的。

关于第二个含义，思考一个即将处刑的囚犯在监狱里写作，他用血在某块白净的墙壁上写下自己含冤入狱的经历。他明知第二天他就会死去，但他还是写了自己的故事。待到多年后的某一天，有人发现了他的文字。此刻，他通过他当时写下的文字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和阅读者对话。这便是语言的另一种“无限”，这些文字是囚犯思想的复刻，它记录了这些思想并保存下去，直到有阅读者把它打开，囚犯的思想便在文字被阅读时灌输到读者的脑袋里。

二、《僭越序言》

“如今，我们对性的正面认识使我们能够对其加以解释，使之终于可用语言直白表达”。无论是萨德还是弗洛伊德，都借助语言暴力对性进行了“解自然化”，但这一解自然化事实上是没有对性进行解放的。“综上，我们并不是借助性而与井然有序、令人愉悦的动物的世俗世界进行交流，相反，性是一个裂隙——但它并不是作为我们孤独或个体性之基础而环绕我们，而是标示出内在于我们的界限，并表明，我们就是那个界限”。

性，是一个已经不认可任何神圣之物的正面意义的世界上的渎神，也就是一个僭越现象。一种来自于性的严谨语言（如萨德）表明，对性的言说和宣告上帝之死的言说在时间和结构上都是同期进行的。性在语言上总是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在正式场合被限制，在各类语言中作为脏话；另一例子，西方文化在语言中加入了“上帝”这一凌驾于所有词汇之上的词，它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作为一种限制，人们是不敢随便使用这个词的。

但是，语言既然创造了“性”“上帝”这些词，便意味着，它总会出现僭越它们的行为。就算不去讨论上帝是否存在，上帝之死就意味着“把生活从由上帝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上帝之死并没有为我们恢复到一个受限制的、实证主义的世界，而是恢复了一个由经验而揭示出其各种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被那僭越它的过分行为既制造又拆解。”同样地，对性的解自然化让人们尝试用语言描述解释性及其带来的体验，尽管那是困难的且总是不够充分的。当学者想要描述性交过程时，常常会伴随“用词困难”的现象，这便是语言僭越的最好例证。

僭越行为和界线的关系是螺旋上升性质的，僭越行为并不一直在僭越，它会在僭越后占领阵地，或是退缩；界线也不一成不变，它也会扩展收缩。一个自身例子是，秋小平曾经在网络上玩三国杀时，当在聊天框输入“曹操”时会被系统屏蔽为“XX”，无奈只能输入“CC”简称。在这里，语言的界线便进一步收缩，那些音字类似于脏话的词语变得不可言说。

三、《外界思想》

当我说“我说... ...”时，似乎在强调“我”正在说，然而不管有没有“我说”这个词，我在说话时我的确是正在说的。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算我说“你说... ...”，事实上还是改变不了“我在说”的事实，所以“我说”这个词似乎是多余的。“我说I speak”和“我说我说的I say that I speak”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现象在文学中也非常普遍，一个文学作品必须假设读者的存在。作者在书中，特别是一些自传类文本，反复强调“我”。之所以可以强调“我说”，是因为文学是通往外界的，它的对象是阅读者，而不是书中构造的人物。当文学强调“我说”时，它便僭越了自身的界线，因为它居然越过自己的文字而和现实世界的人产生联系。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读者面前，同样的文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文本的价值和外界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另一个外界思想的例子就是法律，它完全是面向外界而产生的。和小说不同，法律产生效力时并不是读者阅读它的时候，而是遵守它的时候。但是遵守法律的人却看不到法律的存在，他只看到整齐的房屋、整洁的街道、礼貌的行人，仿佛一切都是不言自明那样。“疏忽和被吸引，是展现和掩饰法律的方式。它展示的是退隐——法律正是通过退隐来掩饰自己。”

四、《乌托邦的身体》

“第一个乌托邦，在人们心中扎根最深的乌托邦，很可能恰恰是一个无肉身的身体的乌托邦。”几乎所有的童话首先是在身体上变得不可思议，比如变得漂亮迷人、伤口瞬间治愈、隐身传送。与身体相对地，是寄宿在身体里的灵魂，它不会衰老、变化、死去。“无论如何，一件事是肯定的：人的身体是一切乌托邦的首要行动者。”那些遗留在各个民族里的巨人传说、化妆装扮、纹身面具，无一不是描述获得另一个身体的渴求。

五、《危险的个体》

如果杀害多人的犯人被警方抓住并带到法庭审判，法庭上证据确凿，就算罪犯否认罪行也会被判重刑。但如果罪犯不开口说话，他甚至表现得疯疯癫癫的，那法官就有点难办了，他可以判处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死刑吗？此时法官需求求助心理专家的帮助，以便诊断罪犯的精神问题，可是精神病人就可以免除重刑吗？

“在维也纳，凯瑟琳·齐格勒杀死了她的私生子。在被告席上，她解释说，她的行为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的结果。她由于精神失常被赦免无罪，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她宣称她最好留在监狱里，因为她还会犯同样的错误。10个月后，她又生下一个孩子，并立刻杀死了他。审判席上，她宣称自己怀孕的唯一目的就是杀死自己的孩子。她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

以前人们只认为精神失常包括痴呆、低能、残暴、疯癫等一系列明显症状，但后来发现，有些精神失常者没有任何外在的异常，甚至在行凶时还保持完全的平静冷静。这些犯罪的很大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至少在常人看来，对行凶者毫无利益。精神病学正是借由“杀人狂”介入司法领域的，“对精神病学家来说，犯罪之所以在这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涉及的与其说是一个有待征服的知识领域，不如说是一种有待获取并加以证明的权力模式。”

以前惩罚机制通常是针对罪犯个人，比如长期监禁、行刑场砍头，通过恐怖血腥的场面警告人们不要犯罪。但后来的惩罚机制逐渐针对犯罪行为，对犯人更多的是“治疗”而非“惩罚”，犯人在治疗后自我遏制犯罪行为。可是对于精神病人来说，他们犯罪仅仅是因为发病，而没有任何理由，那惩罚机制要怎么惩罚没有理由的犯罪呢？不管如何惩罚，“杀人狂”的下次犯罪总是不确定且不可预知的，甚至可能由于刑罚而进一步情绪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