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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诗学情志观流程
（二）魏晋：“缘情”说
魏晋之后，先秦的“诗言志”说的精神，作为儒家的“道统”，为隋代王通“贯道”说、唐代韩柳等古文家的“志道”“明道”说和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载道”说所继承；“情、志统一”说也在南朝刘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刘勰《文心雕龙》和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得到了发挥。而“诗缘情”说却到了中唐皎然《诗式》、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特别是明清“主情派”诗家才得到标举和张扬。皎然“诗缘情境发”，叶梦得“缘情体物，自有天然”，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袁宏道《序小修诗》“独抒性灵”“情与境会”“任性而发”，袁枚《随园诗话》“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前呼后应，其声势下及近代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
可见，在我国古典诗学观念的嬗变流程中，“情、志统一”说，实际上取代了“诗言志”说而成了诗学观念的正统，《毛诗序》和《与元九书》是正统观念的完整表述；“诗缘情”说，则作为生气蓬勃的诗学潜流，与正统观念颉颃发展，以至在近代美学史上取得了支配地位。
注释：
一：境界
宋代有位禅师，叫青原惟信，他曾经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
“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古代日本有个一休和尚，有句话说得也很好，“佛界易入，魔界难进。”
自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转学西方，以攻哲学为主，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三种之境界之说以来；境界之说改头换面又重新为世人所重。
《人间词话》原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细考各家境界之说终脱离不出传心、载道，这也就等于古典文学和诗歌在经历了无数的形形色色的批判之后，再次肯定了“诗言志”、“文载道”这一观点。
纵观古今诗家和学者对于这个观点的阐述，只有境界上的不同，而非理解上的出入。
古人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王国维亦有“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之说。这可以看作是对“ 假传万卷书”中的“假”字的细化和补充。
南怀瑾的说法则更为直白，“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个人的境界不同，说法也不同。
“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人们格调高低的问题，一睹便明。
现代人尤需引起注意的是：境界之说除了是学习古典诗词文赋的一把金钥匙之外，亦对学人的心性有所约束。
比如：在对古代文人的认知方面，第一重境界：他们是人；第二重境界：他们可以是诗仙、诗圣、诗佛、诗鬼等等，古时流传下来的关于文人的各种轶事典故传说等也不可以荒诞不羁、迷信等一概论之。第三重境界：而今得个休歇处，在看这些古代文人，还是人。
不幸的是，今天的大多数对于古代文人基本认知还处在第一重境界，而且这个境界还是被西化过的。若无王国维，恐怕很多人连第一重境界也不知晓。
无独有偶的是，现在的许多词条解释等等大都沿用了这一思路，在对古代文人的释义方面分化过度，戴的帽子太多。
一：微道者善文
先秦的“诗言志”是个很宏大的话题，而后的文学、诗歌等等与此相比可称微道。后诗非前诗，嬗变后的诗虽仍称诗，也不过是仍沿用以前的名字罢了。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其实韩愈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五代残唐民不聊生，文事凋敝，韩愈肇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传承文化和复兴儒学上居功甚伟。
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朝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他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
宋朝时期，儒、道、佛三家合流趋势明显，宋代理学家以儒解禅，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
嘉祐八年（1063年）的5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从上可知，“ 微道者善文”至少有两种说法：一是以文为微道末艺，这是相对于精擅思、哲、理的大儒而言的；另一是以传文为微道，这是相对于禅而言的。
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周敦颐的《爱莲说》既不失后世所谓的境界、情志、缘情，又深含儒、禅、理、哲之意。虽称散文但在“言志”、“明道”方面却与古典诗文同出一辙。
据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年谱》记载：“八年癸卯。先生四十七，正月七日，行县至于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希颜游岩题石，并有诗刻石。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五抟篆额。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先生四十七，即嘉祐八年（1063）。
清人考周子是情，无情则不考。故“诗缘情”既是一类治学的态度，也是人类的天性。
《中庸》里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以道德考之，所谓“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诗界革命”、“诗缘情”说，皆属枝末。今人道德无存，只靠一点人性维持着世道，本身已自顾不暇，哪有什么德行去搞古典诗文。
今天的诗文全靠人类的天性和一点人性来维系，衰落式微已成定局，诚为微道，不以情诱实难发心。
王国维有造境，写境之说，西方亦有“理想派”和“写实派”之分，现代也有喜欢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
盖言之，不明文学之人，总是喜欢将文学称为是“假的”。假道学们又喜欢以“他们的生活经验或者修养水平尚未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仅仅以“真假”评定文学。”来斥之。
文学如此，诗歌亦如此。当人们以“真假”来评定文学的时候，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便不复存在，已然成了微道。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文学易入，魔界难进”，文学、诗歌与佛无异，断情则绝人。故须以情补之。
“真传一句话，难！假传万卷书，易！”。从难易的角度上讲，即使“ 假传万卷书”只要书中有真情也是可以原谅的。
由此可见“诗缘情”是千百年来古人对诗的认知和总结。以大道而作微文是古人对后人的怜爱。
以人为本，方知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