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是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西奥多·阿多诺是挚友，在生活与学术上，互相鼓励、扶持。
法兰克福学派，因其理论强烈的批判性色彩，被称为“批判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的思想保持着法兰克福学派一贯的批判性。
霍克海默始终关注着大众文化与艺术的关系。《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选自《霍克海默集》，是其大众文化理论表现较为明显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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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篇中，霍克海默集中论述了大众文化对现代艺术的摧毁。霍克海默的分析论证路径在于大众文化对于个体的艺术感知力、反思力的摧毁上——从家庭、社会两个个体培养的层面延展开来。
首先，霍克海默声明了艺术或者“美”的产生——个体的独立自由的感知。
纯粹的美感是独立主体的个人反应，是不受流行的社会标准制约的个体所做的判断。作为非功利愉悦对象的美的定义也植根于这种关系。主题根本不考虑社会价值和目的，只在审美判断中表现自己。——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霍克海默这段话，有两个重要观点：1.美是无功利的，是合目的的无目的性。这种观点，继承了康德美学的思想。2.美的产生在于独立的个体的自然反应。
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霍克海默分析了大众文化对现代艺术的摧毁。
这种摧毁从两个路径实现：家庭与社会。
一、家庭层面：家庭教育对个体的异化
霍克海默首先肯定了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
家庭起着向个体传播社会要求的作用，因此不仅仅对个体的自然出生而且对个体的社会出生都负有责任。家庭仿佛是第二子宫，在它的温暖的抚育下，个体积聚起他在家庭之外独立生活所必须的力量。——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逐渐被异化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个体的自由时间被压榨，成为了恢复工作精力的生活，而超过恢复精力需要的自由时间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因此，家庭也将个体“当作将来要适应大众文化的人来教育”。个体在教育中逐渐被同质，缺乏了个性。
今天，个性看上去是还是个性；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服从于那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只允许他们作出单一的反应机制。他们那些尚未开开掘出来的北行因素无法得到相应的表现。——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日常休闲娱乐成为一种被“给定”的现象。
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闲暇转变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早在文化为这些受操纵的快感取代之前，它已呈现出一种遁世主义特征。但是，随着人们采取这种逃避能力的丧失——无论是在贫民区还是在现代定居地这种能力都不可能增长——人类已丧失了认识不同于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那另一个世界就是艺术的世界。
即在作者看来，大众文化通过对大众消费方式的异化，异化了个体，让大众沉沦在给定的娱乐之中。而这种种的娱乐方式其实是工业社会与意识形态合谋的产物，目的就是麻痹大众，导致大众丧失了认识艺术世界的能力。归根到底是因为大众文化的总体性、同一性、普遍性堕化了人们的感知和思考能力。
这一观点，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也得到了渗透。
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之一是反启蒙，在这一效果中，正如霍克海默和我曾经指出的，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大众欺骗，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他们自觉地为他们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的发展。——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
二、社会层面：社会对个体的整合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直接指明“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文化工业按照想要的模式提供给大众消费的种种模式，包括购物、娱乐、休闲等各个方面。
在霍克海默的观点中：
大众性从来不是由大众直接决定的，而往往是由大众在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决定的。
在民族国家里，最终的决定不再由受过教育的人负责定夺，而是由娱乐工业负责定夺。大众性由无限的适应性调整而成，把人们调整成娱乐工业本身所喜欢的那类人。
专制主义政府负责个体为他将来作为全体之一分子这一角色所作的准备活动。——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这个观点无疑是令人心惊胆战的。从他的理论出发，在当代社会，似乎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异化了。我们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就是为了把我们培养成大众文化想要的样子。包括我们所谓的“诗和远方”的美学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可能也是被异化了的。
我并不赞同霍克海默的这个理念，因为即便是如“西西弗斯”式的消极反抗也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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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霍克海默并不是一味消极、悲观的。虽然家庭的作用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仍旧认为家庭有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家庭生活真的一直反映着公共生活的卑鄙、暴政、谎言和既存现实的荒谬，那它也确实产生了抵制和反抗这一切的力量。
给每一个体的生活指明内在方向的体验和形象不可能从外界获得。当孩子沉醉于母亲的微笑，在父亲面前炫耀或者反抗时，当他感觉到有人分享他的体验时——简言之，当他们受到人发展必不可少的亲密和温暖所激励时，那些形象和体验就会闪现出来。——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他认为家庭孕育着抵制和反抗异化的力量，并且艺术所需要的体验和形象有机会从家庭获得。但是，这个家庭并不是工业社会下的同质的家庭。
他的这一观点，被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发展。例如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乔治·卢卡奇就提出了从日常生活反抗异化的理论，他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更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在现代性中，艺术面临着合法化的危机，如果艺术无法寻求合适的生存方式，将会成为一片飞地。
在这种情况下，她提出审美相对自律的观点，并认为当艺术在现实中无家可归时，日常生活将成为美最后的家。赫勒将美降到日常生活的维度，不仅为美找到了最后的家，而且通过人格美学对美的重构，塑造美的人格。当然，赫勒看的比他们更远，因为赫勒关注的是人的个体生存，希望从日常生活的微观世界中看到微观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对个体潜能的肯定与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不谋而合。
说到底，艺术关涉的是个体，而政治关涉的永远是群体。
想要抵制并反抗大众文化乃至工业社会对大众的异化，需要从个体出发，使艺术得以生发。这正是许多包括霍克海默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大众文化与艺术关系的路径。
偶尔我也会想，这些理论除了在理论范畴以及学术圈有存在的价值，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每次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想起鲁迅《呐喊·自序》：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无所谓可有。”
多多少少了解一些这样的内容，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观的起色，甚至有时候因为了解了一些“真相”，让人更加绝望。但比起糊涂的混沌，我更想要清醒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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