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说，与法治社会相比，乡土社会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白鹿原》中的白孝文，“礼治”和他的一生相伴相随，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他从一个大家敬仰的族长位置，被田小娥引诱到炕头，成了父亲谩骂的败家子、村里人唾弃的乞丐。

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封建传统礼法教育的他，直到新婚当晚，都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

孔子讲“克己复礼”，可以说，白孝先一开始完全做到了这个“克”，也达成了这个“礼”，他勤奋好学，为以后当族长打下基础，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他不敢也不能不孝、不义和无礼。

在没有和田小娥欢好之前，白孝文是这样的男人：

孝文出得门来走过街巷，那些在荫凉下裸着胸膛给娃娃们喂奶的女人，就会慌忙拉扯下衣襟来捂住自己的胸膛躲回屋去；那些在碾道里围观公狗母狗交配的小伙子，远远瞧见孝文走过来，就立即散开。

白孝文在乡亲们的眼里，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他的博学和正直深得乡亲们的信赖和敬仰。

而这一切，在被田小娥引诱后，全变了。

落入陷阱的白孝文，沉迷于田小娥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为了和田小娥尽情欢爱，他卖光家里的粮食后，又开始卖地。

白孝文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因为他做了不合乎礼治的事情。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白孝文做的事情，就是找小三，婚内出轨，不会说他犯法吧。

“法治”讲究外在的约束，不懂法律也可以在社会上生活，谁还会天天请“法律顾问”来生活。

在礼治社会可不同了，礼讲究的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克己复礼为仁”。

白孝文和田小娥厮混在一起，完全不顾及礼了，丢尽了族人的颜面。

所以白孝文遭到父亲残酷的鞭刑。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遭到这种酷刑，录个小视频，绝对可以给白嘉轩判刑了。

但是在礼治社会里，这些都是默认的礼俗，“子不教，父之过” 打得好。

在《乡土中国》里，作者这样说：

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面对父亲的鞭刑，白孝文并没有顺从，他变本加厉地和田小娥彻底好上了。

他完全不顾礼治，甚至有点报复“礼治”社会的感觉。

也许这是他觉得唯一可以和“礼治”对抗的方式。

这种残忍行为，放在现代社会，如果白孝文把父亲告到了法院，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白嘉轩肯定会绳之以法的。

但在乡土社会，假如白孝文真的用了“法律”，他你不仅是“奸夫”了，更犯了礼治社会中不孝的大罪。

《乡土中国》里说：

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但是事实上，到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

《白鹿原》以白孝文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乡土社会中，礼治是怎么产生效用的，以及它的效用之大。

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就像孔子所说的，“我处理各种案件，不像别人，我是使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诉讼案件的发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由此可见，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