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哲学回归日常生活，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朱尔斯•埃文斯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他现在是英国最大的哲学俱乐部——伦敦哲学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长期为欧美媒体撰写古典哲学与当代生活的文章。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他一起做这项工作的还有阿兰•德波顿、朱利安•巴吉尼等独具特色的哲学家们。
这位70后的哲学俱乐部带头大哥并非一开始就选择走这条道路。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样，20多岁时他一度沉湎于毒品，刷爆信用卡，将生活弄得一团糟。虽然大学学业很顺利，但毕业的时候，他的精神崩溃了，人生如同走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
后来，他成功挽救了自己濒临崩溃的生活，并且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遇见苏格拉底，我的人生睡醒了》，还成为哲学俱乐部的负责人，试图带领更多人过上良好的生活。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切还得从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说起。
◇ 欢迎来到雅典学院 ◇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特别热衷于家居装饰。他不满足于布拉曼特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又聘请了一位相对不太知名的画家——来自乌尔比诺的27岁的拉斐尔，让拉斐尔给他的梵蒂冈宫殿的私人图书馆绘制一系列巨型壁画。这些壁画将展现尤利乌斯图书馆中的主题：神学、法律、诗歌和哲学。
今天，特别受到赞赏的是最后一幅壁画《雅典学院》。在这幅画中，拉斐尔画了一群古代哲学家，主要是古希腊的，但也有古罗马、古波斯和古中东地区的，他们聚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画中并没有把哲人们画成学者。
可以肯定，画中间正在辩论的两个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手中拿着书。比较肯定的是，左前方在写方程的是毕达哥拉斯，悲伤地独自坐在那里的是赫拉克利特，坐在大理石台阶上的名声不太好的那位可能是犬儒派的第欧根尼。
苏格拉底在后排，正在盘问一个年轻人，最左边微笑着、戴着花冠的可能是伊壁鸠鲁。显然，这是一群形态各异的哲学家，他们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激进的思想，其中许多都超出了天主教教条的范围。伊壁鸠鲁是一位唯物论者，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相信转世，赫拉克利特认为存在由火构成的宇宙智慧。但在这里，他们都在梵蒂冈宫殿的墙上喊叫着。
《雅典学院》是我最喜欢的画之一。我喜欢它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平衡，喜欢这些人都有着独特的性格，但他们的思想又有着根本的统一性。我喜欢画中央穿着鲜艳、飘逸的长袍，正在辩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一个向上指着上天，一个向下指着街道。我喜欢它的都市背景，不清楚那是一座庙宇、一个市场，还是某个理想城市的拱廊。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加入谈话，平凡与崇高紧密结合。在看这幅画时，我心想：加入那样的对话会怎样？在雅典学院中学习，聆听那些伟大老师的教诲，“大胆地跟他们说话”会是怎样？他们对我们的时代会说些什么？
◇ 大学更像是工厂 ◇
我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知道我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但它没有教我如何理解和控制我的情绪，以及如何反思人生的目的。也许这对我们那些超额工作的老师来说提的要求太多了，但我认为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应该向人们提供一些指导，不仅指导他们的就业，还要指导他们人生的顺境和逆境。
《雅典学院》那幅画中描绘的老师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教学生如何改变他们的情绪，如何应对不幸，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我多么希望我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遇到了这样的老师。相反，我发现大学更像是工厂：我们按时进去，交上我们的论文，按时离开，之后我们就得靠自己了，仿佛我们已经是有健全人格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从体制上说，没人关心本科生的幸福或我们更广泛的性格养成。学生们也无法希望我们学习的东西真的能够用于我们的生活，更不用说变革社会了。学位只是为市场、为我们即将进入的工厂所做的准备，其规则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上大学时，恐慌像地震一样袭来，毁掉了我理解和控制自我的信心。我觉得我说不清内心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日益退入自己的外壳内，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反复无常的行为导致我的朋友跟我疏远，招致了别人的批评，这只会证实我既有的信念——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不公的地方。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学的东西对此毫无帮助。文学和哲学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我的大脑是一个神经化学机器，我弄坏了它，对此我毫无办法。但是，大学毕业后，我不得不把这个坏掉的设备连接到市场上的巨型金属机器上，并且维持着生命。我1999年毕业，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位，为了表示庆祝，我的神经系统崩溃了。
最后，2001年，在恐惧和困惑了5年之后，我被诊断患上了社交恐惧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我自己研究后发现，可以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Therapy，CBT）来治疗我的情绪紊乱。我找到一个社交焦虑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互助小组，他们每周在伦敦我家附近一个教堂的大厅里聚会。现场没有治疗师，我们按照其中一个小组从网上买的一个CBT课程做。我们按照讲义做练习，在康复过程中相互鼓励。对有些人来说，这样做很管用。比如我，一个月左右之后，我就没再遭遇恐慌，开始对我的理智应对狂暴情绪的能力变得更自信。康复的过程很漫长，不是说你越过一个边界之后，突然就好起来了，我仍在康复过程中。
◇ 省察你的无意识信念 ◇
我第一次遇到认知行为疗法时，其观念和技术对我来说好像很熟悉。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那么点儿古希腊哲学。2007年，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记者，就开始调查认知行为疗法的起源。我去了纽约采访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认知行为治疗的阿尔伯特•艾利斯。他去世前，我对他做了最后一次采访，还给《泰晤士报》写了他的讣闻。我还采访了认知行为疗法的另一个创始人亚伦•贝克。随后5年里，我还采访了其他顶尖的认知心理学家。
通过这些采访，我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对认知行为治疗的直接影响。比如，阿尔伯特•艾利斯告诉我，斯多葛派哲人爱比克泰德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困扰。”这句话启发了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它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
我们经历了一个事件（A）
接着去理解它（B）
然后本着这种理解感受到一种情绪反应（C）。
艾利斯追随斯多葛派，提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对事件的想法或意见而改变我们的情绪。同样，亚伦•贝克对我说，他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受到了启发，也“受到了斯多葛派哲人们的影响，他们说影响人们的是事件的含义而非事件本身。当艾利斯说出这番话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两位先驱——艾利斯和贝克——拿来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和技术，把它们置于西方心理治疗的核心。
根据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启发了它的苏格拉底哲学，引发我的社交恐惧症和抑郁的不是心理分析所说的受到压抑的性本能，也不是像精神病学所说的，是只能用药物纠正的神经紊乱，而是我的信念。我持有一些正在毒害我的有毒的信念和思维习惯，比如“我永久地损害了自己”和“每个人都得赞同我，如果他们不赞同我，那就是灾难”。这些有毒的信念是我的情绪痛苦的核心。
我的情绪随我的信念而来，我会在社交场合感到极其焦虑，在这些场合不顺利时我就会感到抑郁。这些信念是无意识的、未经省察的，但我可以学着去省察它们，把它们放在理性的阳光下，看看它们是否合理。我可以自问：“为什么人人都得赞同我？那现实吗？也许即使其他人不喜欢我，我也可以接受自己、喜欢自己。”现在这看上去都是显而易见的，但通过这种基本的自我质问，以及我的认知行为疗法小组的支持，我慢慢地从我本来有毒的、非理性的信念转向了更加理性、合理的信念。跟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吻合的是，我的情绪遵循我的新信念。慢慢地，我在社交场合的焦虑减轻了，也不那么抑郁了，更加自信、高兴了，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了。
亚伦•贝克称这种省察你的无意识信念的技术为“苏格拉底式方法”，因为它受到了苏格拉底的直接启发。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讲到他。
©本文内容来自《遇见苏格拉底，我的人生睡醒了》，朱尔斯·埃文斯（Jules Evans）著，贝小戎 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