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是个独立的完整的故事。关于“我”年轻时候一次创业的失败。
那时候，“我”向往的是别处的生活，例如在布拉格。大城市里有很多方面能满足一个年轻女人的欲望。当然，在那个时代，满足她的主要是商店和橱窗。一见到这个说法就知道后面创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我”做了一个“背叛小城”的决定，在布拉格商圈开了一家化妆品店。
每个经历过创业的人都知道，做出创业的决定必然背叛了另一些事情，例如稳稳当当的收入、一日三餐看电视的家常生活、或是和朋友们厮混的时间，等等。既然知道“背叛”，为什么还去做呢？必是有个更强烈的愿望要实现，我就不说“梦想”了，是愿望就足够了。
“我”是想实现一个居住在布拉格，有自己的生意，拥有财富和名声的愿望。来自小城的“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例如与丈夫的分离，独自躺在出租屋里做各种美梦……
当然，这次创业两个月就失败了。地段不好，商品过时，两个原因完全足够了。然后债主们上门了。
“后来我开始感到这些美丽馨香的东西，原来具有相反的意义，所有这些曾经承诺给我带来幸福的东西，不仅将离我而去，而且要让我这个曾想自立的人将因失败而愈加依赖于人。”
这话的后半截才是问题所在。很多独自创业的人，是清楚明白地知道，失败之后等待自己的一定是家人的那句“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样的话语比外人的嘲笑有更大的杀伤力。看来，创业者的命运都相似啊。
丈夫弗朗茨的态度有点意思。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几乎每天开车去看她，站在街对面的拐角处看她，直到晚上商店打烊，陪她走回出租屋，然后离去。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她会回来的。果然。“我跪在弗朗茨面前投降了，不管他开恩不开恩”。反应是：微笑，安慰，再三安慰，她不再哭泣时他才开怀大笑……然后想法子替她还债。——依旧是个好家长，不是吗？
这是个笑话吗？不，这是寻常夫妻，寻常情节。作者对普通人的生活刻画得细腻又带着同情。
这个创业小插曲，完全独立成篇也是可以的，删去它，似乎对整本书也没有什么影响。后面还会说到，“我”成为业余演员，经常外出去彩排——这仍然是一种“背叛”吧？然而在书的后半部分，化妆品的滞销商品还频频出场一直到剧终，所以这场“背叛”还是有着重要地位的。它就像定下了一个基调，“我”的人生乐曲里面一直都在的调子，小城的出身，家庭的羁绊，活在众人的目光里，跟不上潮流，或者对潮流有逆反心理——这个“我”的形象因此而丰满起来。
又想起伍尔芙说的，写作的女人，需要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在她们的时代，其实谈何容易啊。妇女就业率的提高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了。
在小说《海狼》里，小艇上坐着一群男人和一个女人，当女人说自己是作家，每年可以收入四百英镑（数字记不确切了）的时候，男人们对此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水手，还没她赚得多呢。
鲁迅的演讲《当娜拉走后会怎样》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到今天都还影响着中国社会，不知幸欤不幸？
又有网络数据显示，当今女性就业率世界第一的，是中国。其中一个分项是“已婚妇女就业率”，世界第一的，仍是中国。
感觉其实是有经济实力才有话语权。财务自由度才是护身符，不管未婚还是已婚。
以前和老猫闲聊，说起婚庆风俗里的“脱奶钱”。婚礼那天，新郎要給丈母娘一个大红包，丰俭由人，但一般不能数目过小，这就叫“脱奶钱”。其来历，是旧时代女人毫无现金收入，要女儿出嫁的时候留点钱来傍身的。以前这个红包，几乎相当于抚养费，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红包只保留了象征意义。
娜拉出走后怎样，其实鲁迅先生早有提示，就像马克思一样，尖锐地指出“It's money, stupid!”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金钱就是实力，可一点儿没错。可是事情又远非如此简单：在传统文化更强势的乡村，任是一个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女人，也无法在宴席上像男子一样就座……
于是，娜拉们走出乡村，走出小镇，走向城市，走向至少不那么传统强势的环境，只是，之后又怎样？
我就无法想象，如果小城里这对夫妻把角色倒置，会是怎样的喜剧。“我”做了啤酒厂经理，而弗朗茨去当业余演员？他会不会爱上布拉格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再也不想回到小城那安静的家呢？其实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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