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老师《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散文《道士塔》，里面记载了曾经守护敦煌的道士王圆箓的故事。在他的笔下，这位道士：
“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就是这样一位再普通不过的道士，用敦煌留存的几千年文书经卷换取了少的可怜的钱，这种交易，“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
余秋雨老师在文中无奈的感慨，要详细的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波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卷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取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2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取了5大箱、6000多卷经卷……”
当他看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一次屈辱的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研究敦煌文献的时候，余秋雨老师不由特别愤怒， 他写到：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了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于是，余秋雨老师心头浮现出这样的诗句：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从而，余秋雨老师得出结论，说王圆箓道士是：“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其实，当我们把目光移回到发现经卷的清光绪26年（1900年），放在那个时代去审视这位道士，他其实真的为保护敦煌经卷做了很大的努力，作为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时，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也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不得已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又全部用于保护洞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倘若这批文物当时留在国内，想必在旧庭的朝代能留下多少或许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绝没有现在留世的多。
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这些被斯坦因等人买走的经卷，现完整的保存于各国文物博物馆，也不知当时王道士的做法是对还是错，留待后人评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