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早就提到，刘伶从小立志，胸怀天下，有济世之才。只可惜，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一身才干却最终并未得到重用。不但如此，后来，他矢志不渝的匡时济世之志，又被自己的任意“狂饮”所掩盖，以致给后人留下了“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最终印象。
那么，问题来了，开始大醉特醉后的刘伶，果真就是一个为一心“醉酒”才游走四方的“酒徒”吗？
或者说，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的真正目的，究竟又在哪儿？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难，我们不妨从当时的社会民生入手，就能对刘伶当时的行为做出一些解释。
在当时，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已是不争事实。但也不得不说，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西晋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拖，比如说，出台的重农政策，即为了让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发展生产，西晋政府实行了“户调之式”的政策。
随着“户调之式”法令的颁布，西晋政府还下令禁止官僚多占田地和依附民，明确规定“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并对司马氏诸王公在京都洛阳占有田宅的数额作出规定，如各封国的王、公、候在京城之内只能有一宅之处；在京城的近郊地区，大国王公可有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京城内没有田宅，城外原有的田宅可以保留。
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对三国以来那些世家豪族大量侵占土地和非法荫附民户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另一方面对确保自耕农享有小块土地的私有权，使农民“安居乐业”，推动小农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据史料记载，这一政策实施之初，也确实推动了当时小农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民和俗静，家给人足”，在太康年间，还流传着“天下无穷人”的谚语。只是，这种所谓“天下无穷人”的局面，也很快因为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地方官僚都不认真执行这一政策而很快变成“昙花一现”。
比如，就在这这些法令颁布不久，尚书令裴秀便暗中“占官稻田”，立进令刘友、尚书山涛（竹林七贤之一）、尚书仆射（音夜）、武陔等也“各占官稻田”。司马氏的诸王公占有田地和拥有的依附民则更多。如中山王司马睦侵占官稻田，又把八县中的七百多户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占”隐户。
要知道，西晋王朝只有短短五十年历史，而到西晋中后期，这一现象也变得越发严重。比如，已是司徒的王戎（同样是竹林七贤之一），尽管钱财甚多，仍是广买八方田园、水碓，“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而另一官僚石崇的豪富更是天下无比。他拥有田地、财物不计其数，仅洛阳金谷涧的一处别墅就有“金田十顷”。“八王之乱”中，他被赵王司马伦处死，据说抄家时，发现他家帐本上登记的田宅、珍宝无数，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奴婢）达八百人之多。
京都洛阳是这样，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北方，幽州剌史王浚的将吏贪残，“广占山泽”。西北地区“世为西土著姓”的世家豪族，也占有大量田产、财富。兰田（今陕西兰田县）的庞宗，占田二百余顷。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的麴氏、游氏，都是财产无数。当时人们曾形容说“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敦煌一带的段氏，更是有名的“西土”豪贵。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大量侵占民田和将大量的自由田民户变成他们的依附户（或者说奴隶）。
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全国的无限蔓延，刘伶全部看在了眼里。尤其更让他痛恨、惋惜和大醉的理由，还是同为竹林好友山涛和王戎的行为，更是深深剌痛了他。
或者说，面对朝野上下这些权贵如此贪得无厌的行径，对于一个从小就立志胸怀天下的人，此时已是失望之极。他别无选择，只能在大醉和出走中，去寻找一方“天下无穷人”的真正乐土。
你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