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从县文联主席的岗位上退休，只身来到北京谋生。作为一名年老的职场新人，我和90后们成了同事。
一
2011年，我52岁，在县文联上班。一天，县委书记找我谈话，告知我被“内退”了。这是铁定的事实，没得商量。
我从2007年开始担任文联主席，亲手创办了《雪绒花》杂志，并请冯骥才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过往的光辉还历历在目，可现在一切光辉的都成了过往。
当晚回家告知妻子这件事之后，她有些惊讶，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要不，我去北京打工吧。”我对妻子说。
“打什么工？”
“我网上提交一下简历，看能否找到报刊杂志一类的编辑工作。”
妻子没搭理我。
我赌气做出这么个决定，是因为被免职后上班已经没有意义。接替我的文联主席已经到位，如果赖在单位继续上班，大家未免都有些尴尬。又想着，说不定到北京还能干出一番事业。毕竟两个儿子都还没有成家立业，也要给他们存一些结婚的钱。
妻子当然希望我能在北京混个模样，但她又最清楚，我除了“笔杆子”不错，再也没有其它优势了。人长得瘦小，外出打交道又总是吃亏上当。
我像哄小孩一样对妻子说：“我这回去北京，运气好的话，在北京混出个样样来，说不定还能在北京买两套楼房，到时候咱全家在北京定居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是否会有公司愿意聘用我。然而，我去意已定，即使网上提交简历没有公司聘用我，我也决定实地去北京的人才市场走一走。
没过几天，北京一家报社的负责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我过完年去面试内容编辑的职位。
这个一下子让我觉得在北京找工作还是有希望的。这不，简历刚提交不几天，就有公司通知面试，看起来是个好兆头。
去北京，得先找到住处。我决定从网上找房租。找来找去，最后决定先临时租地铁附近的一个日租房，一天20块钱。
于是，在正月十二那天，我拉着妻子给我买的墨绿色的小号拉杆箱走进汽车站，买了张通往北京的车票，开启了我的北漂生涯。
二
在文联办杂志的时候，我经常来北京出差。那时候我总感觉是梦幻般的国际大都市，住着单位安排的宽敞舒适的标间的我，肯定想不到多年后我会和几个小伙子挤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屋子。
刚来到北京，我在刘家窑地铁口附近和六、七个男孩合租了一小屋，睡上下铺，类似于学生宿舍。睡在我下铺的那个小伙，每次我上床后，就提醒我，“上床后别摇动床。”
拥挤的地铁上，高个子年轻人的肩膀，胸脯，胳膊肘，混杂在一起挤压着我的脑袋。我憋屈着，心里数着还有几站要换乘一号线。
终于挤出地铁，再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上班的地点，也就是之前那家找我去面试的报社。
办公室有四张桌子，紧挨阳面窗户的两张桌子对在一起，我对面坐着一个的美女，她是办公室主任。紧挨门口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是公司的文员。中间靠墙的是平面设计。这个不到20平米的四人工作空间容纳着四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文员、设计、办公室主任、编辑，剩下的一个岗位就是编辑，就是我。
挨门口的那个小伙子用的是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他眼前也摆着一台老牌台式电脑，他可能觉得这种破电脑根本就不能玩游戏，所以根本不用。设计的电脑配置算是高一些，美女主任用的也是自己的笔记本。老板大约45岁左右，姓张，被称为“张主编”。
我打开电脑开始写文章。美女主任给我安排稿子，写的是关于各地企业家的这个事迹那个事迹。QQ连连忽闪我，让我接收文件。今天派给我的任务是根据她传给我的材料写一篇5000字的报告文学，她看上去很摆谱。
主任总是一副领导的面孔。听挨门口的那个小伙子说，她才21岁。
“这篇文章今天下班前交稿。” 主任的QQ给我发出指令。
主任伏在她的笔记本电脑前一丝不苟地盯着显示屏，戴着耳麦。估计是在玩游戏，有时候她嘴里还哼着曲子，估计是听歌、看视频。
我就像个实习生一样，老老实实地在电脑前完成作业。今天必须交稿，这是铁的任务，不过，午饭前恐怕没戏。就这破电脑，word三个文字就卡壳一下，别说原创，复制粘贴也要时间呢。
下午四点半，我QQ把写好的稿子传给美女。她好像浏览了我的稿子：“你写得还算凑合。”
我不由得窃笑了。
办公室内最安静的是平面设计，半天都不吭一声，坐在电脑前像一尊蜡像。文员有时候在办公室转悠一圈，总体上我们四个互不搭言，井水不犯河水。关联比较密切的是主任和我。她每天要给我派稿子，虽然近在咫尺，但基本不说话，有什么事情QQ解决。
自从加入这家公司以来，纵使我每天写5000多字的稿子，主编还是对我不满意，也没有好感。主编总是希望我不能有喘气的机会，恨不得让我每天写两三万字。“要走量啊”，老板总是这样说。或许我的量没有让老板满意。
三
办公室里一如往常在下午一点三十分开始工作。
就在我电脑重启时，门开了，有人走过来，是老板。我顿时感到心头一紧。
“你今天根据广东那个人大代表的事迹材料写一篇不低于5000字的报告文学。”主编对我一如既往地严肃着面孔，那双眼睛有些晦暗。老板说： “半天整5000字报告文学不会有问题吧。”老板将双手插进黑色呢子西服的口袋，两眼紧紧盯着我，仿佛还在想说什么。
我靠在椅背上，手撑着额头，我的脑袋开始隐隐作痛，头皮胀痛。
那天下午，司机来我们办公室找美女办公室主任聊天。而我则在赶这个五千字稿子，他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聊天，显然会分散我的注意力。眼看差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视线向右转了90度，礼貌地笑着，“师傅，不好意思，您改天再聊，我这边有个稿子下班前必须搞定”。
“我聊天碍你啥了？”司机顶了我一句。
我不由得站起身来，“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你还不服，想打，来，过来试试！”
“你想咋？”
“我想揍你！”
可能是我们的吵声惊动到了老板，他推开门，就站在那里，两眼狠狠地盯着我。屋子一下子静得如死水一般。
后来我才知道，司机原来是老板的小舅子。
过了一周，主任让我第二天去河北任丘采访一个民营企业老板，我不太想去，试着推脱了一下。
“不能外出采访就辞职吧。”她说。
我的自尊被严重撕裂着，冲动之下我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这家报社。
北漂就这样开局，但这并没有消减我对北京的兴趣。石景山的一个环岛，看上去就像家乡壶流岛的风格一样。我脚踢着一颗石子，沿着环岛转。568路公交车开过来，我突然想坐上去，一直到终点看看会通向哪里。
四
一周后，另一家公司通知我去面试。
这是一家在北五环的文化公司，网上介绍公司经营杂志和网站，急需大专以上学历者应聘杂志编辑部主任，月薪一万二千元。
早上七点钟，狂风大作，是个坏天气。我艰难出行，总算在上午9点钟准时到了这家招聘公司。
公司租的是住宅楼一居室，只能看到三个人。其中一位约摸30岁的男子猜我是面试，说老板一会儿来，让我等会。
10多分钟后，一个肩挎黑包30岁模样的男子迈着疲惫的步子走进公司，看样子是老板。我两眼紧盯着他，他带我进了里屋的办公室，开始盘问我的信息。
随后他找了几期杂志扔到我眼前，“这是公司办的杂志，你可以看看。”
他让我陈述了个人简历后，现场拍板立即聘用我，并安排我为杂志策划新的栏目，下班前搞定。
老板让我坐在他旁边的那台电脑，他给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
“喂，你好！前几天给你公司寄去的杂志收到了吗？”当对方说，“收到了”，老板会接着说，“好，经杂志社研究决定，将对你公司的发展业绩做全面的深度报道，请你公司提供有关事迹材料。”
对方一般会问“收费用吗”，老板就会说，“很划算的，封面8万，封一3万，内页8000……”
老板抱着话筒不停地打，听得出，有广东的，海南的，黑龙江的，内蒙古的……他一人几乎把电话打爆了，但整整一天也没逮住一个上钩的。
突然想起来，老板忽略了我入职后的工资待遇。我趁老板电话“缓冲”的时候试探了一下。
老板说：“第一个月两千，以后看效益。”
我怔住了：“您网上不是说月薪一万二吗？”
“网上承诺的是，你得有业绩——你假如拉一单业务，比如，拉一个封面业务，公司收入8万；然后有你的提成15%，你算算看，是不是一万二！”
原来如此。
下午五点十分，我把策划好的杂志栏目策划QQ传给老板看，老板仔细看了半天没吱声。
下班刚挤上地铁，手机短信来了，我一看，是老板发来的：“经公司研究决定，予以辞退你。所以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来公司上班了。”
我隐约感应到一个信号，再找不到工作，恐怕没法在北京呆下去了。
本应回家的我，从雍和宫换乘2号线到了后海。疲惫的我走向一家水上酒吧，我摸了摸衣兜，身上还有200多块钱，于是我立刻取消了消费的念头，拐到不远处的湖畔。
倚靠在栏杆，贯耳的音乐声，霓虹的闪烁，充斥着我的脑袋。来北京快20天时间了，好在那家公司给了半个月工资，一共1650块钱。
一到晚上和几个小伙子住在一起，他们每天回来就是一起打游戏或者各自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和他们搭话也就是随便敷衍两句。房东规定晚上10点半熄灯就寝，可我总是失眠。
我开始想家了。
第二天一起床，跑到楼道掏出那个300块钱买的黑色外壳非智能手机，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妻子问我在那家报社还好吗，当我说已经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妻子说，不好找工作就回来吧。我回她，我不相信在偌大的北京找不到工作。
五
自从来北京后，我隔天要和妻子通一次电话，因为我真的很想她。家里也就两万块钱积蓄，我来北京拿了一万三千块钱，给妻子留了七千块钱。来北京本来打算要买一台电脑，那是我写作不可缺少的工具，还有租房和生活费用等等。本来以为来北京找到工作后，很快就会挣到钱，没想到20天挣了1650元钱，照这水平，真的没法在北京混下去。
可我死活都不想放弃北漂回老家，因为在老家除了混到一个饿不死的铁饭碗，再也找不到挣钱的门路。我现在只能进，不能退。两个儿子多次打电话劝我回老家，“爸爸，你回家吧，我们大学毕业后会挣钱的。”这仅仅是他们的主意，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能力让他们成为“富二代”，当年在官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实现，现如今的财富梦想成为我余下生命的主旋律。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只能给我的人生打一个60分。
我开始放开求职种类，只要能挣钱的，我能做的，都行。我去网吧铺天盖地在各招聘网站开始批量提交简历。现在还和几个男孩临时合租，我打算工作找到并且稳定后，单独租一个屋子。接下来一些招聘公司不断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面试。
我根据这些公司的具体位置，进行一些就近排列组合，确定上午先去哪几家公司，下午再去哪几家公司。有时候一天要八九个公司面试。偶尔遇到一家比较合适的公司，人家一看我年龄大，摇摇头，我只好尴尬地迈出人家公司门槛。
有两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电话通知我去面试，那态度，那语气，恨不得立即让我飞过去面试，我以为这公司求贤若渴，而且看了我的个人简历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等我兴高采烈到达公司后，接待我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一见面就变了脸：“不好意思，我们公司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只招35岁以下的。”
也有公司更荒诞。电话说好的，“凭您的工作经验和能力，正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然而一到公司面试，上来就是一句：“很抱歉，让您白跑一趟——我们公司现在只需招聘年轻的女性。”
我的简历其实写得非常清楚：男，1959年10月出生。
不过，北京这么大，还能偶遇老乡呢。那次去面试，人力资源经理是个女的，她从简历得知我是蔚县人，就特意约我去面试。我猜一定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次面试一定能得到关照。结果，人家给了我这样一个安慰：“回老家吧，这么大年龄了，在北京不好混。”
那个时候地铁票价是两元，还没涨价，尽管那样，我每天面试刷卡都心疼，一天下来，总得刷掉我20块钱左右。我住的那个公寓楼下的拐角胡同，有两家小餐馆，里边相对便宜，大碗面，汤多面少，七块钱。早餐我不吃，午餐基本上不吃，就面试回来吃一大碗面。我必须省着。反正偌大北京，谁都不认识我，不会有任何熟人看到，就这么狼狈吧。然而，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来北京了，有时会接到一些问候的电话。
“刘锋，你真有能耐，混到北京了，干好了也带我一起去北京干一番！行吗？”
“是不是在北京买上房子了，哪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起去拜访你。可以吗？”
“不简单啊，不愧是当了文联主席的，真有两把刷子，居然混到北京了，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北京沾你点光？”
“……”
他们唯独没有问我找到工作没有。
*这是《花甲实习生》的第一篇，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