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表演者，我们是道德商。我们的时代沉溺于我们所出示的货物，我们的头脑对它们了解至深，但是，说得恰当一点，我们越注意这些货物，我们感到与它们以及那些相信到竟去购买它们的人的距离就越远。”

在戈夫曼笔下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他试图发展出一套拟剧论的术语和框架，来用于分析人们共同在场的面对面互动。通常而言，一种独创性的理论必须突显其特殊的理论成分，而戈夫曼主要从表演、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这也是拟剧论的六大构成要素，其他还包括戏剧角色、剧本、舞台和道具等。

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演员一样，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下，按照一定的角色要求在舞台上表演给观众看。在整个表演过程中，我们总是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接近我们想要呈现给观众的那个角色，观众看到的是那个表现出来的角色而不是演员本身。当表演结束，演员回到后台以后，他的真实面目才展现出来，演员才又恢复其本来的自我。而后台是观众所看不到的地方，用于分隔舞台与后台的屏幕把通过表演展现出来的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也把演员与观众分隔开来，从而造就出一个表演中的世界，使观众暂时忘记现实的存在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表演出来的世界中去，跟着演员所呈现出来的那个角色去体验另一种生活。

以上是戈夫曼对于个体在社交中自我呈现的基本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见这种表演。在大学寝室，有人喜欢在室友面前大声与男/女朋友视频通话（即使这样可能干扰到他人休息、也会引起不满），或喜欢在室友面前有意或无意地提到被赠送的礼物，这正是“印象管理”，表演者是为了营造出自己在恋爱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印象。又或者两个女生明明前段时间公然争吵闹翻，一段时间后又在朋友圈高调地互相亲密互动，她们也正是为了让自己呈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印象，即使这样的行为在旁人看来让人有些疑惑不解。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和观众就存在着一种“误传”。

而对于这部作品，有些学者同样也存在一定的误解。可能我们刚读完也会有这种消极的感受，认为拟剧论呈现的现代人全是缺乏是非观念的骗子和道德商贩，他们阴险狡诈、唯利是图。他们伪装成自己期望的形象，或躲在面具背后，避免暴露内心的自我。人人都在逢场作戏，人们见到的是虚伪的假象。通过拟剧论的思维方式，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成为深谙变脸技巧的舞台演员，他们精通包装情绪和内心自我的各种化妆术。

然而，仔细思考以后，我们会发现戈夫曼的拟剧论并不乏道德的维度。他在最后一章的结语中也明确提到，在他展现的拟剧世界里，表演者为了维持印象而专注于印象管理的各种技术，他们并不关心如何实现标准的道德问题，而戈夫曼讽刺地称这些表演者是“道德的贩卖者”。在他的互动剧场里，不管个体的社会地位或角色如何，若要产生正常的人际关系或互动秩序，他都需要遵守互动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关系。人际行为受施加在社会行动者身上的道德规范的管控，这些规范影响着互动者的自我评估和对他人的评估、情感展示以及仪式实践。

因此，戈夫曼的世界并不是纯利益至上、虚伪梦魇般的世界，而是有着规范、仪式和道德。戈夫曼在书中反复提到，行动者处心积虑的目的并非设法使利益最大化，而是使风险最小化，因此他们的很多表演行为都是为了“避免争吵”，将矛盾风波降低到最小。事实上，戈夫曼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来剖析个体或剧班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行为，而并没有引申到社会甚至是政治的矛盾之上。约翰·鲍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社会世界是一场音乐会，那么在关于该世界的描述中，语言学家关注音符与琴弦，人类学家关注评价及其阐释，心理学家关注参与者的思维过程，社会学家关注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学家则关注票房。在这种场景里，戈夫曼关注的是参与者的印象管理和自我呈现。”

人是高级动物，人与其它动物的最大差别是人从生下来就是个社会动物，具有习得语言和文化规则的能力。语言使人类得以积累和获得生存的知识，文化规则使人类的行为超越于生物的本能性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正由于人类的行为不能完全按照本能来发展，还受文化和社会规约的限制，所以他不得不以表演的形式来与社会其他成员进行互动。习得印象管理技术而应用于社交中，也便无可厚非。戈夫曼只是将日常中随处可见的行为挑明在大众面前，可能面具被揭穿时会有一种羞耻感，但去正视它并理智地去使用它，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