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个好朋友告诉我，她的孩子成绩不太好，今年高考估计考不到好的学校，她的压力特别大已经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我能从她的声音，她的语气里面深深地感到她的焦虑。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刚刚结束的不是高考胜似高考的新加坡PSLE，同样的让一堆望子成龙的父母操碎了心。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敢进去小六群，每次进去总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考到一个好的成绩，是不是就是教育成功的唯一的标准？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更认同哈佛《幸福课》里面那个导师的观点: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获得幸福的能力。
环顾我的四周,我能看到很多我衷心敬佩羡慕的活得精彩又有意义的人:照顾自己的残疾孩子，仍然能够奉献爱心，关怀其他人的家庭主妇; 专心致志，精进自己专业技能的工匠; 中年转换跑道，从头开始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的朋友。我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记得当年自己psle的分数，或者当年某次考试有没有过关。
更何况人生的成功并没有一个唯一衡量的标准。
想到这里，我忽然回忆起小时候康康和乐乐，他们走到哪里，总是抢着进电梯。两个人笑得开开心心的跑进电梯，康康大声喊着说，“我是第一，我是第一"，乐乐笑得乐不可支地跟在后面，也笑着喊:“我是第二，我是第二“。然后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跟着走出了电梯。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乐乐同学忽然醒悟到第一才是最好的，然后，每次进电梯就变成一个推推攘攘，哭哭涕涕，你争我抢的灾难。
后来学国际象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况。那时候康康学业紧张，所以通常都是乐乐和球球一起下棋，乐乐下棋的时候呢，每次下棋他都想赢，而球球并不知道输赢的概念，他当时只明白一个国际象棋里的概念叫："王车互换"，所以他每次开开心心地大叫一声，"王车互换成功"，过一会儿乐乐也开开心心大叫一声"我赢了"，然后这国际象棋就成为维系两个人相亲相爱的，开开心心的重要工具。这样花好月圆的局面，等到球球终于认识到国际象棋是有输赢的这样一个真理之后，也烟飞云散了。球球同学甚至好久都没有再玩过国际象棋。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过程和孩子们这样的情形有点象,教育其实是没有唯一标准的，但我们的社会强行树立了规则，所以本来应该开开心心的我们,在用"公认"标准教育孩子的时候，失去了和孩子们亲密关系，也失去了快乐。
人生是一种奇怪的重复，作为孩子，我们是应考制度下的牺牲品。作为父母，很多时候我们又都在媚俗的跟从大众对孩子的评判标准，牺牲让孩子接触自然，让孩子自由发展的时间去追求更好的成绩和分数。
这也让我想起了李崇健老师讲的，《阿拉斯加之死》这个故事。一个叫麦迪肯尼斯的青年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和前景，把自己的24000元存款捐给了慈善机构，又烧掉了钱包里面所有的钱，乘便车去阿拉斯加寻找自我，靠着一把枪，一部相机，简单的野营装备和若干的书籍，他成功地在荒野中生存了100天，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好几位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些人一路上在他遭受挑战时协助并开导过他，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并坚持到阿拉斯加的野外进行远离俗世的野外生活体验，这个过程中，他虽然明白了世道并且计划回归社会，但由于此时正值河流展期而无法渡河，从此被滞留后，误食有毒的植物而身亡。
李老师的问题，让我好几天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果麦迪肯尼斯是是我的孩子呢？我是让他们听从他自己内心的声音，冒险流浪去追求放荡不羁自由快乐的灵魂呢？还是让他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地做一个体制下安分守己的应声虫呢？
我想了又想，没有答案。
我想，也许我早已经被生活抹去了棱角，不再有什么诗和远方，我的生活是一个小小安然的鱼缸，而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我的孩子们培养成勇敢强壮的鲸，游向他们的大海。
要想让孩子自由，我必须得让自己自由。
或许，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他们，无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选择去什么样的角落，无论选择做鱼缸里的金鱼，还是大海里的鲸，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爱他们，祝福他们，等着他们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