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原本是中性词，在网络上流传很久了，慢慢被污名化，成为了有毒家庭的代名词。现实生活中，既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也少有绝对不幸的家庭。大多数人的原生家庭里，会感受到爱，也会有矛盾冲突，爱恨交织吧。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当然很大。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家庭的幸福或者不幸都会通过家庭教育，像基因一样，一代一代人的传递下去。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在《天生非此——家是如何影响我们一生的》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后代斯德哥尔摩效应”这个概念，借指遭受虐待的孩子，对父母产生的那种强烈的认同感、依赖感，如同“人质”与“绑匪”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虐待”是指父母对孩子长期性、经常性的精神虐待、对精神或身体的忽视、身体虐待、体罚或者性虐待等等。
说到这里，有的书友可能会质疑了，按道理说，孩子遭受虐待，心灵受到创伤，充满了对父母的怨恨，肯定会想着尽快长大，离开父母，离开这个家，怎么可能还会对父母产生认同感、依赖感呢？
奥利弗解释说，因为孩子自从出生起就本能地努力迎合自己的养育者，期盼赢得他们的关爱并获得物质方面的满足。幼年的孩子是孤立无援的，父母很可能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持，获得关爱的唯一来源。
而多数有虐待孩子行为的父母，也只是在自己遇到挫折、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幼小的、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来撒气。他们有时会对孩子感到愧疚，也有温情爱抚的时候。于是，遭受虐待的孩子在爱与虐待之间建立起一种奇怪却又异常牢固的心理联系，甚至渐渐地相信没有虐待就不会得到爱。因此，孩子就在心理上对父母产生了更强烈的认同感和依赖感。詹姆斯称这种心理现象为“后代斯德哥尔摩效应”。
有的书友可能又会问了，孩子对父母的认同、依赖不是自然而然的吗？有什么不好吗？
当然很不好了，后果还挺严重的。当孩子曾遭受父母虐待，就会缺乏安全感，无法信任他人，产生挫折感和失控感。而且孩子在经历了一件痛苦的事件之后，会在以后不自觉地反复制造同样的机会，以便体验同样的情感。因为那种情景是他们熟悉的，可以应对、能够适应的。结果是不可自拔，重蹈覆辙，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举个例子，詹姆斯在《天生非此》描述的英国名媛葆拉·耶茨与皮驰斯·盖尔多夫母女以同一种方式相继死去的案例。2000年，41岁的电视主播葆拉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是海洛因饮食过量。尸体被发现时，她3岁的女儿正单独在家，无人照看。14年后，葆拉的二女儿，25岁的模特、时尚明星皮驰斯也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也是海洛因吸食过量。尸体被发现时，皮驰斯11个月大的儿子同样被发现单独待在家中，无人照看。
为什么比起其他两个姐妹，皮驰斯与母亲葆拉的生存状况和结局如此相似？詹姆斯认为正是因为皮驰斯在童年受到母亲葆拉更多更严重的虐待，并且曾三次亲眼目睹母亲自杀未遂。皮驰斯成年后，性情古怪，情绪不稳定，对男人不信任，追寻吸毒、滥交等刺激性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后代斯德哥尔摩效应”会像基因一样在家族中世代相传，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的不幸。既然“后代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后果如此可怕，那么有办法改变和避免吗？
答案是肯定的，给人希望的。如果我们在童年时曾不幸地遭受了虐待，遭受了心灵创伤，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我们一样遭受这种不幸，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从改变自己做起。把爱还是把不幸传递下去，选择权实际在我们手上。
首先，我们必须牢记自己是成年人，有责任保护孩子免于遭受心灵伤害。不要把自己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如果你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被上司斥责，十分懊恼和沮丧。下班回家后，五岁的儿子缠着你给他讲故事。你跟他说今天你很累，能不能明天再讲。但儿子再三要求、纠缠哭闹。你可能会突然发火，指责儿子不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孩子十分惊愕、不解和委屈，哭着躲进自己的房间。当你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坦率地跟他解释，造成这一切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跟孩子无关，不要让孩子误以为这一切是他的过错。
同时，要警惕“我很好，而你不是”的思维定势，不要习惯性地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他人的过错。有这样一个心理咨询案例，一位情绪抑郁的母亲对医生说：“我的家人都不喜欢我，嫌弃我没有一点儿用处。”她的证据是，几个已渐渐长大的孩子不再乐意与她待在一起了，比如不能准时回家吃饭，不愿意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医生和她一起分析，逐步引导她认识到是她自己的心态出现了问题，过于敏感，疑神疑鬼，得了心病而已。她的孩子们还是很体谅母亲的辛苦，也愿意跟她一起去看电影。
最后我们还应该学会“爱的炸弹”这一技巧。简单的说，就是跟孩子商量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里，只要孩子提出的要求不明显超出常理，那么父母就和孩子一起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周末全家开车到外地旅游，让孩子决定旅游的目的地、想玩的娱乐项目和购买的东西。这种方法，能让孩子产生掌控感和被爱感，有利于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最终，能够减少甚至消除“后代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