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53天《  轻重甲第八十》第六部分

原文阅读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桓公曰：“诺。”

      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桓公问四，因与癸乙、管子、甯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问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 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 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字词注释

[1]再其本：双倍于本金的收益。本，本金。

[2]奸涂不可独行：此句是说奸盗的种类会很多。奸涂，作奸犯科的路数。独行，单独行为。

[3]包：通“苞”，丛聚。

[4]艾：害。

[5]升：指价格升高。

[6]正：当为“丐”字之误。丐，求。

[7]不反：收获不够成本。一说“反”为“贩”之借，意为贩运。

[8]怒：通“弩”。话过头。

[9]待：供给。

[10]失而不分：谓夫妇失散，不能复相配偶。分，人各有偶。

[11]有人若干步亩之数：根据下文，这里当作“人有若干步亩之数”。

[12]东：动。一说应作“束”。束车即驾车。

[13]周：同“州”。淳于国的都城。故城在今山东高密东北。

[14]问四：即“问驷”。桓公远迎，在赐予癸乙的车上与其谈话。《周礼·夏官·聘礼》：“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外门外，再拜。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

[15]权与：犹盟国。

[16]差肩：肩并肩的样子。此处有“紧接着”的意思。

[17]待：防备。

[18]好心：用心巧妙地谋划方法。

[19]乘：车马。

[20]游：没有官职的人。

[21]三准：一是协调价格高低，二是分散兼并的财产，三是流通囤积的粮食。这是轻重权变的三项计策。

[22]抗：举，实施。

译文参考

        管子说：“一个农民不耕作，有些人民就会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纺织，有些人民就会因此受寒。所以如果收益是本钱的两倍，就不会有卖子女的人。收益是本钱的三倍，就可以衣食充足。收益是本钱的四倍，就可以按规定缴纳税收。收益是本钱的五倍，就可以让财物远近流通，人民死后可以得到安葬。如今得不到本钱两倍的收益，但是君主又不停征收赋税，这就使各种盗贼现象层出不穷，财产的流失不可制止。如果用刑法处置这类事件，就会伤害民众。粮食价格上涨三倍，乡里就会有人因为求取粮食而盗窃。粮食价格上涨两倍，里中就会有人因为求取粮食而盗窃。粮食价格上涨一倍，家里就会有人因为求取粮食而盗窃。如今从事着亏本的事务，却吃四十倍价格的粮食，又要求人口不流失，那是不可能的。况且君主如果早上下令征收赋税，下午就要求万事俱备，有财力的人会贡献出财力，没有的人就只能贩卖他们的衣服鞋子，农民只能出售他们的粮食，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卖掉。这些都是因为君主早上下了过头的命令，致使布帛流失到天下各处。君主不停地征收赋税，人民无法供给，就逃亡到山林栖息。战士们回家看不到亲人，家族失散夫妇不能相会。人民在国内逃亡，将士在国外藏匿，这样的话不用打仗，国家就会从内部开始伤败。”

      管子说：“如今治理国家拥有土地管理人民的人，一定要把握四季农事，控制国库存粮。国家财产多那么就会有人远道而来依附，土地得以开垦那么人民就会留下来居住，粮仓充实那么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充足那么百姓就会懂得荣辱。如今君主亲自耕种开垦田地，翻土锄草，收获粮食，百姓的口粮，有人均一定量耕地的保障，然而街巷里还是有饥民，这是为什么？因为有人囤积粮食。如今君主铸造钱币，民众之间流通交易，人均有几百或几十的钱币，然而还是有人卖儿卖女，这是为什么？因为财物被人兼并。所以作为君主如果不能让囤积的财物得以流通，协调价格高低，分散被兼并的财产，即使君主加强农业督促耕作，不停开垦和制造钱币，人民仍然不会富足。”齐桓公问管子道：“如今我想要调整物价高低，分散被兼并的钱财，流通囤积的财物。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世间就会不停地发生兼并之事，囤积货物贮藏财力的现象就会不止息，贫贱、鳏寡、孤独的人和老人都无以为生。流通囤积的财物是不是有门道，分散被兼并的货物是不是有一定的方法？”管子回答道：“只有善于轻重权变之术的专家才可以流通货物。请您下令召见他们。”齐桓公说：“好。”

      动用五乘车马，从淳于国国都的下原迎来癸乙。齐桓公于一驾马车内进行问询，自己和癸乙、管子、甯戚四人一起就座。齐桓公说：“请谈谈轻重权变之术。”癸乙说：“给百姓施加过重的赋税会使人口流失，多次欺侮诸侯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管子马上就问道：“假如我们不对人民征收赋税，那用什么来供应军需？不对人民征收赋税的话，用什么来防备邻国？”癸乙说：“只有用心巧妙地谋划才可以。用心巧妙地谋划那么货物就得以流通，货物得以流通那么商品市场就得以正常运转，商品市场得以正常运转那么物价就会下跌，物价下跌那么财产就能得以利用。知道财产可以利用却不加以利用，就会被天下掠夺。被天下掠夺，就是国家最大的灾难。”齐桓公问：“请谈谈用心巧妙地利用财物的问题。”癸乙说：“有富余的财力却没有富余的车马，就让卿大夫和诸侯对其加以斥责。自己家里富足，却不把钱财取出接济没有官职的人，就让大夫对其加以斥责。如此，货物就得以流通，货物得以流通那么商品就得以正常运转，商品市场得以正常运转那么物价就会下跌，物价下跌那么财产就能得以利用。所以知道这一轻重权变之术的三个计策的人就可以治理天下，不知道这一轻重权变之术的三个计策的人就无法治理天下。所以要用号令申明政策，根据轻重缓急来实施，百姓就会像流水一样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权变之术。”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十三节阐述了百姓事不反本，君主征敛不止，必然导致百姓流散，国家败亡。这段话强调了农业和纺织业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并指出了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作者描述了如果经济基础达到第二层次（再其本），就不会有卖儿卖女的现象；达到第三层次（事三其本），人民的衣食就能得到满足；达到第四层次（事四其本），国家的户籍制度就能得到完善；达到第五层次（事五其本），交通便利，死者能够得到妥善安葬。“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这句话批评了当时的现状，指出没有重视农业基础建设，而各类赋税却征收过度，结果是奸诈之徒层出不穷，财富也无法积累。文章中还描述了过度征收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如果君主不断地索取，百姓无法应对，只能逃亡到山林中。士兵们回头看不到亲人，家族分崩离析，百姓逃亡，士兵也逃跑，这样即使不打仗，国家内部也已经崩溃了。

      第十四节阐述要运用轻重之术“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防止豪门与国君争权。桓公认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社会将会出现财富不断积累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那么，如何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呢？管子建议，应该通过“轻重之数”来调节财富分配。所谓“轻重之数”，可以理解为一套经济政策或措施，通过这些政策来调节市场供需，平衡财富分配，确保社会各阶层都能受益。

    文章记述了齐桓公动用五乘车马，从淳于国国都的下原迎来轻重家癸乙。有学者认为癸乙是虚似人物。胡家聪先生认为，本文的“‘轻重家’系古称，为当时‘百家争鸣’中专精理财的一家”。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区分了商家和轻重家，指出商家总结经营经验教训，形成经营理论。轻重家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利用政权干预经济，调控市场，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癸乙在这里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节制资本（非剥夺资本），实现“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从更普遍意义上来说，轻重之术是尊重价值规律的。它既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国家代表国民整体利益运用价值规律去驾驭市场的经济学。

    “去兼并，通万物”的癸乙之谋，主张用强硬征收富人财物的方法实现抑兼并的政策目标，这似乎与“不见夺之理”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主张相矛盾。作者似乎在强调，抑兼并是一个社会所必需的——哪怕用最强硬的手段！

      抑兼并，防止资本过度集中，节制资本，是从管仲到王安石再到孙中山，中国政治家长期坚持的政策目标。它能够有效地保证了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动态平衡，防止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用癸乙之谋中用管仲的话说就是“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否则，就会造成市场不能正常流通，社会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所谓“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

市场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会产生正反馈，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是由市场的“物理性质”决定的。这种思想在现代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即通过政府干预和政策调控，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之死和管仲以后齐国经济政策的改变（二）

        战国时期，田齐的封建地主政权又从另一个方面来改变管仲的政策。田氏为了取得工商业者对自己的支持，在建立政权后，进一步开放私营，取消国家专卖，主要工商业——盐铁、粮食、纺织品等全部落入私人之手。行之日久，“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轻重甲》），私营商业中的“游商蓄贾”成了同齐国国君相抗衡的力量。他们乘人之危，施展剥削伎俩，使农夫和小民又陷入困境。许多耕者或破产流亡，或变成商人的奴婢。商与君争民，削弱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统治者同富商大贾的矛盾日益加深。继承管仲思想、追恋管仲业绩的《管子》学派的轻重家们，就在《管子》一书中假托桓公与管仲的对话，说了许多“欲杀正商贾之利”、“欲杀（抑制）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的话，主张在齐国重新推行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官工商”制度，恢复盐铁的专卖，并提出其他一些由国家来干预经济、抑制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设想。可是，时至战国中期，私营商人在齐国的势力已十分强大，“商贾在朝”，政府中有他们的代言人，《管子》书中的许多建议都无法在实际中施行。私营工商业的势力在齐国继续发展，表面上活跃而繁荣的私人经济、市场经济，使齐国在这方面堪为东方诸国之冠。

管仲相齐四十年，他所做的经济改革，调整了原有经济制度中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符合齐国的客观实际和封建制度进一步演进的要求，所以能使齐国的经济得到振兴，国势由中衰变强盛。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管仲以后，桓公的王霸事业虽已成陈迹，但管仲的具有革新意义的经济政策却对后来者发生着深刻的积极的影响。他的“相地衰征”，推行实物分成地租制和改善农奴待遇的种种措施，在各地得到反响。终春秋之世，许多经济改革随之在各国相继出现——晋国的作爰田，郑国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作丘甲”，鲁国的“初税亩”、“用田赋”，农奴一步步地解放，而终于成为农民，成为封建地主制下的基本群众。管仲旨在修补旧的领主制，却不自觉地为加速新的地主制的诞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为试图运用国家权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家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战国以后，封建地主制已在中国土地上确立，但管仲博大精深的思想，仍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过人们智慧的浪花。当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法家学派兴起时，他就被奉为法家的先驱者（有人称管仲为中国法治之祖）。以后他的由国家来干预经济的经济干涉主义思想（为法家学派所提倡），一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成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流派。诸如他那种由国家举办重要经济事业、以经济收入（如盐铁专卖）来代替赋税征敛的主张，和取民有度、利民富民、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等观点，都是长时期地溉沔后学，被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些进步的理财家所遵循，用于调节社会的财富分配，用于调整社会的阶级关系，用于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和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并由此产生一定的成果。如桑弘羊、刘晏就都是管仲学说的推崇者和奉行者。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管仲的有些思想仍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确是一位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经济方面的进步的思想言论，特别是其中一些卓越的首创性的见解，确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份可贵的、可引以自豪的历史遗产。

（完）

参考资料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修订版）：镜鉴兴衰三千年》，吴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