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48天《  轻重甲第八十》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拊，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

字词注释

[1]端：端门，宫殿正门。晨：清晨。一说“晨乐”连读，意即通宵达旦的舞乐。衢：大街。

[2]薄：通“亳”。商人的都邑。工：擅长。篡组：丝绸织物。篡，通“纂”。编织。

[3]纯（tún）：计量单位。布帛一段为一纯。

[4]饰：致力。

[5]窌（jiào）：地窖。用以存粮。

[6]假：借贷。

[7]长度：长久的葬地。度，通“宅”。古代墓地也称宅。

[8]资：同“澹”，即“赡”字之借。澹同“赡”，不赡者指贫者。振：同“赈”。

[9]杠：桥。

[10]束柎：渡河的筏子。拊，同“桴”。

[11]夷疏：广泛种植果蔬。疏，通“蔬”。原文作“夷竞”，据《管子集校》改。

[12]战：此处指商战。

[13]衡：指轻重平衡。准：即“国准”，指国家为保持获取最大利益而制定的各种政策。流：指市场流通。权：经济方面的变化之策。势：保证经济获利的各种有利情状。

译文参考

        桓公说：“物价调控的轻重之术有固定的方法吗？”管仲回答说：“没有固定招数。货物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治理国家而不能吸取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国家就难以生存。”桓公说：“什么叫吸取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在位，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乐，都城各条大路上都能听到，这些女乐都穿着华丽的衣装。伊尹便从亳地那些无事可做的妇女中挑选擅长编织华美织锦的人，令其纺织，一纯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得一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可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钟鼓享乐，所以伊尹便夺取了他的粮食，操纵了他的市场流通。这就叫吸取天下的财富。”桓公说：“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管仲回答说：“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在每个里储备五窖存粮。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种无处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之地。如此，饥饿的人有饭吃，挨冻的人有衣穿，死人得到安葬，穷人得到救济，那么，天下人归附就会像流水一样。这就叫招引天下的人民。所以，圣明的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的人民，他只需要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附。”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商汤仅用七十里的亳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原因何在？”管仲回答说：“桀冬天不在河上架桥，夏天不安排渡河的筏子，来观赏人们受冻和被淹的情况。他让母虎在街市上乱跑，来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景。商汤则不是如此。广泛种植和收贮粮食、蔬菜，饥饿的人给饭吃，挨冻的人给衣穿，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汤如流水，这就是夏桀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做了什么使得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有曲逆的公开相助，内外相配合，汤就得成为天子。这便是商汤成功的策略。”

      齐桓公说：“轻重权变之术和国家平准的政策，我都已经了解了，请问用兵的方法是什么样的？”管子回答道：“五种经济上的商战方式相当于用兵。”齐桓公问：“这句话该如何理解？”管子回答道：“平衡之战，平准之战，流通之战，权变之战，权势之战。这些就是所谓的五种可以运用的商战方法。”齐桓公说：“好。”

核心内容解读

      此篇仍是讨论国家如何利用市场流通，在价格变化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诸多问题。文章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轻重之术的具体运用，共分为各自独立的十七节。

      第一节阐述运用轻重之术“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管子认为，经济活动和市场价格是动态变化的，没有固定的规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例举夏桀时期伊尹的方法如何汲取天下财富，说明国家的成功在于能够吸引和利用资源和人才，而不是依赖固定的规则或方法。文中还建议设立“五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这段文字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合理分配资源和善待百姓，使得天下百姓都愿意归顺和亲近治理者。

      第二节阐述夏桀失天下和商汤得天下的原因。夏桀的暴行导致天下离心离德，而商汤则通过仁政赢得了天下。这与管子所说的内容相呼应，说明仁政和暴政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第三节阐述通过“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五战而学习用兵之法。这五种类型的经济战术，可以取得与出兵作战同样的效果。“战衡”是打击敌人的供求平衡，通过操控市场供求关系，破坏敌国的经济稳定。“战准”是发动价格战，通过调整商品价格，扰乱敌国的市场价格体系。“战流”是阻碍敌人的市场流通，通过封锁或干扰交通运输，影响敌国商品的流通。“战权”干扰敌人的经济策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敌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实施。“战势”是破坏敌人的经济形势，通过综合手段，破坏敌国的整体经济环境和形势。

      这一段论述非常精彩，强调“商战”为先，武力征服为后，认识到战争征服之外的经济征服。这些策略旨在通过经济手段削弱敌国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这种观点应是齐国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在当时很新奇，这种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在战争策略上的智慧，对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依然有其借鉴意义，即通过经济手段而非直接军事对抗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反对谷物文明：早期国家的形成历史（三）

        如果说采集的生活并不比农耕差，甚至如果站在单个老百姓的角度，采集狩猎的生活可能更好，那为什么最终农耕还是替代了狩猎和采集？

      农耕取代游猎采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也并不是一个迅速的过程。历史上也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人类一旦跨越了这个分界线，就从游猎进入到了农耕生活。前文提到，两河流域考古发掘发现，先民从狩猎采集生活转变成定居农耕生活花了4000年，在这四千年时间内，是一个农耕与狩猎并行发展的过程。农耕最终取代狩猎，不是因为它比狩猎更先进，而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推动。

首先，从人类人口的演化，可以发现农耕替代游猎和采集，是因为农耕社群有更强大的繁衍能力，在一个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之下，这样繁衍能力的优势逐渐让农耕社群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农耕定居者的繁衍后代能力比游猎采集者要高不少。定居可以让妇女生养的间隔短很多。游猎采集的部落，一般成熟女子四年才生一次孩子，这主要是为了适应狩猎的移动生活。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幼童是很难适应游猎生活的，这一点和现在的黑猩猩群体一样。此外，因为他们从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高，而且运动很多，他们发育成年需要的时间更长，而绝育时间也更早。这样整体下来，一个狩猎采集部落的成熟女子一辈子生养的小孩数量并不多。相比之下，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的部落，成熟女子生育的间隔要小得多，两年一胎的情况很普遍。此外因为农耕生活需要更多劳动力，一个成熟女子一辈子生养的小孩数量可能是游猎采集部落的一倍。这种生育率差异，在4000年的跨度中就可能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差别。

      从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全球人口从400万人增加到500万人，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研究者判断，虽然整体数字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已经有不少定居的农耕社群产生，只是因为人类刚刚开始定居，群居生活最初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导致大量人类死亡，许多定居点都被完整地废弃。因此农耕社群的繁衍优势在最初的5000年基本上被定居生活带来的灾难所抵消。

但是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元年，人类人口增加了20倍，达到一亿人。如此快速的增长，是越来越多的人适应了农耕定居生活的结果。传染病让经历传染病而幸存下来的人产生了免疫力。在经历了大量定居点因为传染病而废弃之后，幸存下来的农耕部落有了更强的免疫力，也因此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相反，游猎采集部落一方面生育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对定居地区的传染病缺乏免疫力，也是他们在与农耕部落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另一原因。他们很可能在和农耕部落的交往过程中，因为感染上传染病而人口锐减。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可以证明：当欧洲殖民者发现北美新大陆的时候，也带去了诸如天花这样的传染病。因为北美新大陆的土著并没有对这些传染病的免疫能力，结果导致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亡。

其次，从游猎采集生活向农耕生活的变化，也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一个相互影响互动的过程。从12000年前人类开始定居，到4000年前，人类2500万先民之中，农耕国家仍然只占少数，在大河流域以及河口三角洲聚集的新兴国家，只是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游猎采集部落之中的星星点点而已。

斯科特在书中不断提到西方话语中“文明与蛮夷”的分别，也提到中国历史叙述中对蛮夷有“生和熟”的区分——生番是没有受到教化的野蛮人，熟番则是受过教化的野蛮人。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提醒：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虽然最终农耕国家在地球上取代了游猎采集的部落，但简单地用文明与野蛮来划分二者，不合适。即使是新兴的农耕国家，也远不是自给自足的。需要与其他的农耕国家，也需要与农耕社会之外的游猎采集部落进行交易，比如说用纺织品和谷物，换取树木、毛皮等等。同样，狩猎与采集的部落也随着农耕文明的兴起而发生变化。早期，狩猎和采集部落把农耕国家作为另一个采集点，一个“一站式消费”的采集点。他们愿意掠夺聚居点，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取比自然环境中多得多的食物、器物乃至财富。所以新兴的农耕国家需要花更多的精力与金钱来维护安全。

相互之间交往多了，农耕国家与游猎采集部落发现，贸易比战争更容易让双方达成平衡和共赢。当游猎部落意识到从贸易所获得的比掠夺要更多也更稳定更能持续时，他们会选择不再掠夺。随着贸易的发展，游猎部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只是依赖游猎和捕食为生。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证明。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古代中国，古代国家甚至帝国都有一个被斯科特称之为“蛮夷孪生兄弟”的野蛮人影子帝国。历史上罗马帝国与北边的凯尔特人既征战又贸易，汉朝与北边的匈奴既征战又互市、和亲。和亲就是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的可汗。而无论是罗马还是汉朝，东西两大帝国成长与衰落的历史，同样也与两大野蛮人影子帝国的成长与衰落相始终。这样的文明发展史，或许更贴近历史的本源。

        简单总结一下。斯科特从“谷物是奠定早期农耕国家的基础”这一结论出发，对农耕国家的产生，阶层的分化和劳动的分工，做了一番梳理。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谷物的大面积种植和农耕国家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基于谷物的农业国家的收税官很容易丈量土地并衡量产出，奠定了农业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量农耕者也让国家征发劳役和兵役成为可能。不过，站在一个普通农耕者的视角，采集狩猎的生活可能更好，采集狩猎者不仅食物更丰富，营养更全面，而且生活也更丰富，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也更广泛。因此远古的先民花了4000多年的时间才做出让农耕国家取代采集狩猎的选择。

        我们习惯的历史，是一个文明取代野蛮不断演进的历史。但是斯科特提出的观点让我们会去思考，文明其实从远古至今都是多样化的，不同文明之间既互动，又相互影响，并没有简单的野蛮与开化之分。仍保留游猎采集生活习惯的布须曼人不囤积食物，够用就好，找到足够的食物就停住不再工作，因为他们对环境能提供充足的食物充满信心。即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下，游猎采集的生活仍然会给生活一剂清新的解药。

（完）

参考资料

“得到”解读的英文原版书《Against the Grain，The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中文直译为《反对谷物文明：早期国家的形成历史》，2017年4月出版，作者詹姆斯·斯科特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