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探讨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论著,就对于友爱本身的把握而言,既有立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并联系古希腊的时代及思想背景来进行总体研究和探讨的专著,如廖申白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也有从某一个方面切入把握的论文,如探讨“友爱的享有”或友爱在当代社会的价值的;至于横向的对比研究,则多将其纳入对城邦政治、公正的探讨下中的一个部分,又或者是将其与儒家“仁”的伦理观念进行对比研究。
本文则意图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出发,试图通过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对“友爱是否具有工具性”这个问题进行解答,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其友爱观。本次分析的文本重点为《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
一.
尽管学者们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编撰和某些章节的内容还存在争议,但从目前的条件而言,我们的讨论只能从文本这里开始。从编撰体例上,作为一种德性的友爱所占的篇幅占到了全书的约五分之一。并且,其他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概念,如善、城邦、公正、快乐,也纷纷出现在论述友爱的过程中。
在第八卷的开篇,亚里士多德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判断:“它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在这之后,他列举了友爱作为“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的缘由。首先,朋友可以接受或提供善举,提供帮助,助己向善;其次,友爱是人类的天性;第三,城邦的政治生活需要友爱。
这是否表明了朋友或友爱具有工具性?在文本的注释里,廖申白强调,尽管亚里士多德列举了这些友爱之所以必要的原因,但这并不表明朋友的工具性。这个意见是否恰当,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文本中探讨。
亚里士多德接下来指出了三样可爱的事物,认为爱或友爱是基于它们产生的。这三样事物分别是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由于人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就是能产生某种善和快乐的东西,所以,就只有善的和令人愉悦的东西是作为目的的可爱的事物。在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尽管本身即善的事物在总体上是可爱的,只有对一个人而言是某种善的事物才对那个人而言是可爱的。”。在此,亚里士多德还给友爱划分了更明确的界线:互有善意,而且互相了解对方的善意。当然,对象不可能是无生物,且善意产生的原因需为以上三种之一。在因这三种原因而互爱的人当中,因愉悦和有用互爱的人都是因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好处而爱的。这就使这两种友爱带有偶性,一旦友爱的原因发生变化,友爱也就随之解体了。有用的友爱最常见于老年人以及以获利为目的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之中,快乐的友爱则常存在于年青人当中。完善的友爱则是“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有别于前两种友爱,在这种德性的友爱中,首先,每一方都是好人,都因朋友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其次,他们在总体上和相对于其朋友的层面上都是好人,因而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是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第三,这样的友爱是自然地持久的,因为它包含了朋友所具有的所有特性;第四,每一方从这种友爱中得到的东西都是相同或相似的;第五,只有这种好人之间的友爱才不受离间。
这似乎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刚刚提出的疑问,即人们需要朋友是否因为朋友具有工具性。
在有用的层面上可以这样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里,有用的东西作为产生爱的原因之一,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它就是能产生某种善和快乐的东西。有权势的人交有用的朋友,这种友爱也出现在老年人以及以获利为目的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之中。它是类比意义上的友爱,它含有跟完善的友爱相类似的善,但那只是偶性上的。有用并非持久的性质。这种友爱并非完善意义上的友爱,因此这种朋友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朋友。
“快乐的友爱则更接近正确的友爱”,亚里士多德写道。因为,在这种友爱中,双方能从同样的事物得到快乐并且相互间也感到愉悦;较大的慷慨(而不是像充斥于有用的友爱中的斤斤计较)也存在于这种友爱之中。亚里士多德是认同人们趋乐避苦的本性,尊重“快乐是一种善”的意见的。另外,亚里士多德也表明,快乐和善都是目的,因而快乐的友爱也就远离了工具性。
而在善的友爱之中,善本身就是目的。那就更不能认为其具有工具性了。
二.
然而,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又讨论了友爱的重要性。这似乎又为友爱是否具有工具性带来了一些可以商榷的余地。
友爱和公正存在于一切共同体中,友爱在于共同。友爱越强烈,对公正的要求就越高。在很多论著里,友爱常常被作为城邦的一个要素,跟公正放在一起来论述。
与此相应的是,在第八卷第一章里,亚里士多德就写道,“立法者们也重视友爱胜过公正。......若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而若他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爱。”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友爱是最完善的友爱,德性的朋友都互相希望对方好,他们在总体上和相对于其朋友的层面上都是好人,因而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是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如果城邦中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种友爱,很显然,此时的城邦并不需要公正。但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有德性是不可能的,德性的朋友的性质也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很多有真正的朋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推演,所有的共同体都是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每一种共同体中都有某种公正和友爱。在他的论述里,“友爱”的概念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汉语语境中“友爱”这个词的应用范围。从朋友到家人,乃至一切共同体中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在这个词的希腊意义上包含着几个要点:动作者或倾向者是主动地、有意愿地、出于习惯地在做某件事情。
回到古希腊的语境,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友爱”这个词会被使用来描述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友爱似乎都可以从家室的友爱那里找到自己的源头,尽管家室之间的友爱被亚里士多德放置于友爱之下的某个条目来描述。家庭在出现时间上先于城邦,治理者对被治理者的爱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父母爱子女是把他们当做自身的一部分,子女爱父母则是因为把后者当成自身的来源;伙伴及亲属之间的友爱近似于兄弟之间的友爱,而兄弟之间的友爱则因为血脉相连,共同生活;夫妻之间的友爱出于自然,既有用又有快乐,还可以加上德性。遍布于所有人际关系的“友爱”当然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临终前将遗嘱托付给朋友安提帕特执行就显示出了当时与友人关系的重要性。希腊古典时代民主制的发展使得公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城邦公民的数目不多,在参加种类繁多的公共事务之中,他们对彼此知之甚多,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替了之前的氏族成员关系。就“共同生活”而言,朋友与家人确实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理想城邦建构中加入了公餐制来维系公民的团结和凝聚,这也是某种友爱关系。友爱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公正亦然。但见诸法律的公正较少关照个人间的感情,因此需要友爱将公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从城邦整体而言的。
对于城邦中的个体而言,友爱又具有另一种重要性。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刻画了不平等的友爱——如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这种包含了某一方处于优越地位的友爱需要彼此成比例的互相给予,以便产生属于友爱本性的平等。例如,父亲对子女的友爱就是在提高他们的善,尽管子女对父亲的友爱并不可能酬其配得。至于在那种平等的友爱上,朋友双方都“既爱着自己的善,又通过希望对方好,通过给他快乐,而回报着对方”。
从亚里士多德创作《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目的来看,似乎问题的答案会较为明晰。他在第一卷第二章写到,为一个人获得属人的善是他研究的目的。在讨论德性时,他反复强调“适度”的重要性。在关于友爱的论述里,他不厌其烦地区分了真正的圆满的德性的友爱以及在类比意义上与之相类似的种种友爱。这与他在书中其他地方的态度是一样的:他旨在讲述一种真正的本质意义的善,而不是一个类比意义上的善。在这本讲述伦理学的书里,“友爱”这一涵盖了所有人际关系的范畴,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结构上,友爱的重要性都恰恰证明了否定了其工具性的一面: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这样一一个事关重大的范畴,如果仅处于工具性的地位是说不过去的。
三.
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友爱之于其他作为目的的善的相似之处,以此观照本身就是目的的友爱。
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第八卷第三章中讲到,“完善的友爱是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在同一卷的第四章则补充说“每一方从这种友爱中得到的东西都是相同或相似的”,第八卷谈到了“在平等的公民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所以“在民主制下友爱与公正最多”。同时,他将奴隶当成有生命的工具,因而认为一个人“对作为奴隶的奴隶之间不可能有友爱,对作为人的奴隶则可能有”。很明显,那友爱不在非公民之中。至于最完善的友爱,则更是存在于最少数的人之中。对友爱如此这般的意见,与对其他具体德性的安排并无二致。
四.
综上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最完善意义上的友爱而言,并不应该包含工具性,但在其类比意义上的友爱而言则不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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